中国传统木营造技艺

区别

上海花千坊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相比西方古典的石结构、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来讲，整体耐久性较差，保存较难。这就使得木结构建筑的维修、翻建、重建的频率很高。若相应的传统营造技艺消失，那么遗存至今的传统建筑，包括大量的文物建筑也终将消亡。

结构特点

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

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是由柱、梁、檩、枋、斗拱等大木构件形成框架结构承受来自屋面、楼面的荷载以及风力、地震力。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就形成了以抬梁式和穿斗式为代表的两种主要形式的木结构体系。这种木结构体系的关键技术是榫卯结构，即木质构件间的连接不需要其他材料制成的辅助连接构件，主要是依靠两个木质构件之间的插接。这种构件间的连接方式使木结构具有柔性的结构特征，抗震性强，并具有可以预制加工、现场装配、营造周期短的明显优势。而榫卯结构早在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建筑中就已见端倪。

抬梁式木结构的特点

抬梁式木结构的特点是在柱头上插接梁头，梁头上安装檩条，梁上再插接矮柱用以支起较短的梁，如此层叠而上，每榀屋架梁的总数可达5根。当柱上采用斗拱时，则梁头插接于斗拱上。这种形式的木结构建筑的特点是室内分割空间比较容易，但用料较大。广泛用于华北、东北等北方地区的民居以及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宫殿、庙宇等规模较大的建筑中。

穿斗式木结构的特点

穿斗式木结构的特点是用穿枋把柱子纵向串联起来，形成一榀榀的屋架，檩条直接插接在柱头上；沿檩条方向，再用斗枋把柱子串联起来，由此形成一个整体框架。这种形式的木结构建筑的特点是室内分割空间受到限制，但用料较小。广泛应用于安徽、江浙、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区的民居类建筑中。

还有一种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的混合式结构，多用于上述南方地区部分较大的厅堂类或寺庙类建筑中。

战汉时期，重要建筑出檐的进深都较大，最大的可达4米，所使用的是以斗拱作为悬臂梁承托出檐部分重量的结构技术。在随后斗拱的应用中，又以梁柱与“铺作（斗拱）层”相结合的技术，支撑大开间大进深的殿堂类建筑的屋顶。

上海花千坊除了单层建筑外，东汉时期出现的纯粹木构架结构的多层楼阁和多层木塔，也是使用相同的结构技术。这说明这种木结构技术具有很大的适用性。

上海花千坊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的混合式结构

上海花千坊多用于上述南方地区部分较大的厅堂类或寺庙类建筑中。

战汉时期，重要建筑出檐的进深都较大，最大的可达4米，所使用的是以斗拱作为悬臂梁承托出檐部分重量的结构技术。在随后斗拱的应用中，又以梁柱与“铺作（斗拱）层”相结合的技术，支撑大开间大进深的殿堂类建筑的屋顶。

除了单层建筑外，东汉时期出现的纯粹木构架结构的多层楼阁和多层木塔，也是使用相同的结构技术。这说明这种木结构技术具有很大的适用性。

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在隋唐宋时期逐步程式化、标准化、模数化。以宋代《营造法式》的出现为标志，总结出了一整套包括设计原则、类型等级、加工标准、施工规范等完整的营造制度，并以八等级“材”作为模数标准。这是中国传统木框架结构营造技艺的一个里程碑。但至此，木结构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停步，在元代出现了“减柱法”，大胆地抽去若干柱子，并用弯曲的木料作梁架构件；或取消室内斗拱，使梁与柱直接连结；不用梭柱与月梁，而用直柱与直梁等等。这些措施都节省了木材，并使木结构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的整体性和稳定性。即使在建筑中使用斗拱，用料也相应地减小了。

明清时期为了进一步节省木材，木结构营造技艺又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宋元时期以来习惯使用的那种向四角逐柱升高形成“升起”，以及檐柱柱头向内倾斜形成“侧脚”的作法逐渐被取消；斗拱结构功能逐渐退化或减弱，并充分利用梁头向外出挑来承托本已缩小的屋檐重量；大型建筑的内檐框架基本摆脱了斗拱的束缚，使梁柱直接插接；抬梁式建筑屋角部梁架的构造通行顺梁、扒梁、抹角梁方法；用水湿压弯法，使木料弯成弧形檩枋，供小型圆顶建筑使用（宋代就有）；木构件断面尺寸变小，并用小尺寸短木料对接或包镶，拼合成高大的木柱，供楼阁建筑作通柱使用；苏州等江南一带用圆木作梁架、多层楼阁框架等等；各地民间建筑也普遍发展，营造水平相应提高。又以 明代《鲁班营造正式》和清代工部《工程作法》的出现为标志，后者以十一等级“斗口”为模数，形成对今天仍影响深远的有别于宋元时期以前的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

上海花千坊中国传统建筑最重要的外观特征，也是以梁柱为代表的木结构框架体系，建筑的内在结构与外观形象的逻辑关系统一鲜明。这一特征又具有外观形象上明确的认知感和识别性。

宫殿和庙宇的建造是社会性物质与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具有民族文化高度的认同性，包括其中的营造技艺。这类官式建筑一般由专业工匠建造，在建造过程中所需要的图纸只有外观形象和控制尺寸，其建筑材料、构件内容、模数尺寸、加工与装配方法、禁忌与仪式等，靠工匠的传习和对口诀的记忆来实现，具有清晰明确的认同感和持续感。

上海花千坊民居的建造是乡镇居民物质与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以家族为单位的民居的建造都是由工匠、家族成员和乡邻好友共同完成，辈辈相因至今。主要的建造材料是就地取材，既有一以贯之通用的营造技艺，又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有些所使用的工具就是平时生产中的工具，如锹、镐、斧、锯等。在营造的过程中完全不需要设计图纸，只是根据家庭的需要、用地条件和经济条件等实际情况，直接由工匠领头建造。民居建筑的营造方式与技艺被居民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传统文化，其构件内容、模数尺寸、加工与装配方法，包括禁忌与操作仪式等均被工匠烂熟于心，并为大众所熟知，在相应的地方族群中具有清晰的认同感和持续感。

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营造技艺，始终处于承传与变化相交织的动态发展进程中，宋代的《木经》、《营造法式》，明代的《鲁班营造正式》、清代的《工程作法》和现代的《营造法原》都是对上述相关内容阶段性、地域性或专业性内容的记录和总结。即使在今天，城市园林建筑、寺庙与宫殿建筑、广大乡镇地区的民居建筑等，依然普遍使用上述营造技艺，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内在的生命活力。

发展现状

随着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世界的面貌以及生存方式正在迅速地变化着，特别是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提高着人们总体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也正在摧毁着很多有益的传统文化，包括某些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内容以及相应的生存方式的改变，也正在严重地挤压着传统木结构建筑以及相应的营造技艺的生存空间。虽然这类建筑在中国某些地区的民居以及宫殿、寺庙和园林中还得以营造，相应的营造技艺还得以延续和应用，但我们不能忽视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技艺性文化遗产的大量消失给社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从另一个角度讲，若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在今天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历史潮流中逐渐消失，那么相应的营造内容也会逐渐停止，特别是与广大乡民和工匠最相关的生存方式也必然会逐渐消失，从而最终导致这一独特性的社会文化彻底消亡。胡公敏、杨贵庭入选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