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

基本介绍

《北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年（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年)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北史》包括本纪12卷，列传88卷，共计100卷，所记历史自北魏道武帝建国开始（公元386年），直到隋恭帝义宁二年（公元618年）结束，共计233年。书中主要记载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这几个朝代的兴衰。《北史》的12卷本纪包括：魏本纪5卷、齐本纪3卷、周本纪2卷、隋本纪2卷。另外，在记载北魏分裂后的历史时，尊东魏为正统，对西魏历史记载很少。《北史》的很多史料印证和补充了《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不足，具有很大的价值。

内容介绍

上海花千坊《北史》上起北魏登国元年（386年），下迄隋义宁二年（618年），记北朝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北齐及隋六代二百三十三年史事。应当指出的是，隋代的最初九年即开皇元年至开皇九年（581－589年）的历史，可以作为北朝历史看待；至于开皇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以后的历史，本是统一的封建皇朝的历史，把这一段历史看成北朝史而写入《北史》是不恰当的。当然，也许是李延寿有自己的考量，或者说在唐人眼中这样修史并无问题。

《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

背景介绍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李大师（570年－628年），字君威，隋唐之际人。他熟悉前代历史，又长于评论当世人物，青年时代就产生了撰写一部编年体南北朝史的志向。但他着手做这件工作时，已是唐朝武德初年了。不久，他因生活条件的变化，又曾一度中辍了这件事。当他再次获得从事于此种撰述机会时，已是武德九年（626年），而他在贞观二年（628年）就去世了。他在临终之前，因“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父亲的事业和遗恨，深深地影响着李延寿，对他产生了一种感召的力量。李延寿，字遐龄，贞观初年参与《隋书》编撰工作，从这时起，他就决心把南北朝史写出来。以实现父亲的遗愿。李延寿用了十五、六年的时间搜集资料，而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因参与修撰《五代史志》的工作，便得以广泛阅读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朝正史，于是正式开始撰写《南史》《北史》。除八朝正史外，李延寿还参考各种杂史一千余卷，历时十六年，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撰成《南史》《北史》共一百八十卷。据说唐高宗还为《南史》《北史》写了一篇序，可惜这篇序文早已失传。

上海花千坊《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

作者介绍

李延寿者，生卒年待考。唐代史学家，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市）。贞观中，累补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以脩撰劳，转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初，延寿父大师，多识前世旧事，常以宋、齐、梁、陈、齐、周、隋天下参隔，南方谓北为“索虏”，北方指南为“岛夷”。其史於本国详，它国略，往往訾美失传，思所以改正，拟《春秋》编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殁。

上海花千坊延寿既数与论撰，所见益广，乃追终先志。本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二年，作本纪十二、列传八十八，谓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尽陈祯明三年，作本纪十、列传七十，谓之南史。凡八代，合二书百八十篇，上之。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时人见年少位下，不甚称其书。迁符玺郎，兼脩国史，卒。（《新唐书》）

鉴赏评价

作品鉴赏

思想价值

《北史》思想价值突出，尤其是宣扬“天下一家”的思想：改变了长期以来南方与北方互称“岛夷”与“索虏”的陋习。李延寿把北魏以前北方一些少数政权的历史“编之四夷”。他在撰写中，给南北朝各政权以同样的地位。这种打破南、北对立和华、夷界限的认识和做法，反映了民族融合的伟大成果，是历史的进步。

艺术特点

上海花千坊以“二史”同“八书”作比较。“二史”出于“八书”，但又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八书”，除了上面讲的两点以外，还表现在：

第一，内容上有增删之别。“二史”对于“八书”的增与删，有利也有弊。其所删部分，多是皇帝册文、诏令，大臣奏议、文章，从而使史文紧凑、醒目，可读性强，这是利的方面。但是“二史”也删去了“八书”中的一些重要史实。这是弊的方面。其所增部分，因多采自杂史中的预言和故事，因而加重了某些史事、人物的神秘色彩，这是弊的方面。但李延寿撰写“二史”，参考的书籍比较多，因而增加了“八书”中原来所没有的一些重要史料，扩大了某些人物传记的篇幅，甚至还增写了一些人物传记。这是利的方面。可见，在增删问题上，“二史”与“八书”各有得失，不能作简单的看待。

第二，书法上有曲直之分。南北朝时期人们作史，因多所忌讳而形成曲笔者甚多。《南史》《北史》对这些曲笔有不少改正。如魏收在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撰《魏书》，凡事涉高洋父亲高欢在东魏所作所为时，多曲为回护；《北史》对此大多据实直书，予以改正。《梁书》《陈书》虽是姚思廉撰成于唐初，但因部分史稿系继承其父姚察旧作，而姚察又多据梁、陈史官所录，故曲笔也不少。如《梁书》对临川王萧宏大加褒美，称赞他“性宽和笃厚”，“时称其长者”；而《南史》则揭露他是个品行低劣、恣意聚敛、贪生怕死之徒。《南史》改正《陈书》曲笔之处更多，“使奸恶不能藏匿”。当然，“二史”亦并非完全没有曲笔，但总的来看，在书法的曲直上“二史”是胜过“八书”的。

上海花千坊第三，文字上有繁简之异。“八书”共五百三十七卷，“二史”只有一百八十卷，仅占原书卷数三分之一。这是李延寿“删落酿辞”、“叙事简劲”的长处。《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称赞《南史》《北史》“叙事简劲，比于南北正史，无繁冗、芜秽之辞”，堪为“近世之佳史”，并认为陈寿之后，只有李延寿可以与之相比拟。正因为如此，“二史”比“八书”流传广、影响大。北宋以前，“八书”中有的颇多散失，而“二史”却完整地保存下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上海花千坊李延寿自序说他补充的史料很多出于当时的“杂史”，即所谓“小说短书”，故事性较强，且多口语材料，增补入传，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这类资料在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尔朱荣传中都可以发现。但因此也掺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谣言谶语、戏谑笑料，这又是它的严重缺点。总之，南北史就史料的丰富完整来说，不加八书，但也不乏胜过八书的地方。作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可以和八书互相补充，而不可以偏废。

《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以“二史”与“八书”相比，不是说“二史”可以代替“八书”，或者相反，那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在“二史”与“八书”的关系的问题上，正确的看法应当是：

上海花千坊（一）对于“二史”和“八书”撰述的历史条件的不同，对于它们的作者在思想上的异趣，以及它们在材料运用上和表述形式上的区别，都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说明；（二）“二史”和“八书”在反映南北朝时期历史面貌方面，在保存和传播这一时期的历史知识方面，各自都有贡献，都有应当受到重视的理由和根据，我们不应在它们之间进行抑扬和褒贬；

（三）对“二史”和“八书”作比较，目的在于总结和说明它们的特点和优点，以便更好地认识它们，运用它们所提供的而又确实经过我们鉴别的历史知识为当代的社会实践服务。读“八书”、“二史”如此，读其他史书也是如此。

不足之处

首先，《南史》、《北史》被后世学者批评最多的，是对南北“八书”的删削、改编不当。“二史”对“八书”的删削大多是诏诰、册文、事表、疏、议、书、赋等，这无疑使史书的文字更加精炼，增强了可读性。但一些重要的议论、奏章和好的作品不应删节而删节，则使重要史实阙书。如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是研究当时阶级关系的宝贵资料，《北史·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删去了，《北史》还将《北齐书》中不少有关北魏、东魏以及北齐时期人民起来反抗的史事一一删去，这些都是极为不妥的。

第二，《南史》、《北史》对“八书”中某些改编安排不当。南北朝原为一个历史时期，李延寿分写成二书，各自成一体系，于南朝和北朝之间互相关联的事、关联的人，往往各据原史书机械地编录，因而割裂、错置以及矛盾、重复之处，仍所在多有。如谯国夫人洗氏，世为南越(今广东境内)首领，历梁、陈二代，卒于隋文帝时，是南方重要人物之一，应在《南史》中为之立专传，而因原传在《隋书·列女传》中，便收于《北史·列女传》中。而林邑、蠕蠕、宕昌、高丽、刘昶、薛安都、萧宝寅、萧综、萧大圜、萧祗、萧泰，南北史均各立传。虽然上述诸人在南北朝的主要事迹，都分别载于《南史》、《北史》中，并不重复，但如将一人的事迹集中于一传中叙述，则更为清晰简明。

后世影响

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

南北朝产生的《宋书》、《南齐书》、《魏书》是分裂时代产生的历史著作，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一家一姓的皇朝史格局的束缚，即使唐初修撰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除《隋书》而外，其他各史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消极的历史影响。在新的统一的历史条件下，用“天下一家”的思想重新撰述分裂时期的历史，这不仅是当时政话上的需要，而且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财富的建设与积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应当肯定其较旧史“叙事简径，无繁冗、芜秽之词”。《宋书》等“八书”共五百三十七卷，而《南史》、《北史》仅一百八十卷，占原书的三分之一。这是孕延寿“删落酿评”，”叙手简径”的功劳。李延寿删削“八书”，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再制作，《南史》、《北史》比之于原作，不仅在篇幅上大为压缩，在史事上更加连贯，叙述部分就显得集中突出了，文字上也简洁易读，而且在史料上也有所增益。《南史》、《北史》以简洁有条理，为后世学者所公认。就《南史》、《北史》而言，《北史》详赡而《南史》疏略。

上海花千坊从历史编纂上看，《南史》、《北史》继承了《史记》所开创的中国史学史上的通史家风，也效法班固、范晔和陈寿，他把南朝宋、齐、梁、陈及北朝之魏、齐、周、隋八国的历史发展，从头到尾作纵的叙述，成为通史一段，深得司马迁《史记》的遗规，又把分立的南北各国分别叙述，但又互相照应，极纵横离合之妙，符合陈寿《三国志》的体裁，合国别史和通史为一门。

上海花千坊《南史》、《北史》流传广，影响大，对传播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知识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后人研究南北朝史、中国史学史做了贡献。从唐至宋，南j匕‘‘八书”除《隋书》附有《五代史志》，为人们重视外，其余七书则流传不广，读者甚少。在唐宋时期，“八书”流传和影响远远不及“二史”。所以，世人了解南北朝史主要靠着读《南史》、《北史》，对后人研究历史所发挥的作用，可从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和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中不少地方采用南北史说法为证。

其他信息

相关文献

上海花千坊关于南北史的补表补志有：

周嘉猷：《南北史年表》。

上海花千坊周嘉猷：《南北史帝王世系表》。

周嘉猷：《南北朝世系表》。计收一百十余姓，各姓又接不同郡望分列，颇有用。

汪士铎（1802—1889）：《南北史补志》。存天文、地理、五行、礼仪，共十四卷。地理志以宋齐为一篇，梁陈为一篇，魏齐为一篇，周隋为一篇。宋以大明八年为准，魏以武定之世为准，皆仍《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之旧，参考价值不大。礼志依据纪传诸志及《通典》等，而未注出处，唯五行志注明出处，征引时须检原书。

汪士铎：《南北史补志未刊稿》。存舆服、乐律、刑法、职官、氏族、道释，共十三卷，体例与天文志等相同。《廿五史补编》首次据稿本印行。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分南史、北史、载记三篇，以见于南北史纪传者为准。不见于南北史仅见于八书者入载记。《隋书·经籍志》未收者居十之六七。各条皆注明出处，便于利用。

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分年表、州郡表、郡县沿革表三部分。年表自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起至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止，按年排列。以西晋末的二十一州为纲，每州下举出当年变迁沿革，各朝重要年份举出当时全疆域所统州郡名称数目。州郡衰接二十一州次序，每州下依朝代举出本州及所统郡的变迁。郡县表按各州所统郡为次序，每郡及所统县下又依朝代叙述变迁。南北朝皆有侨州郡县，大抵多在淮南、淮西、沔北、汉东。徐氏注意考出实土所在，以免读史者为空名所惑，故详州郡之建置分合于郡县之下，因而州郡表及郡县沿革表有重复处。此书与周嘉猷世系表为读南北朝史的两部重要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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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印本，删去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