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是唐朝人姚思廉所著的史学作品,属二十四史之一,是一本纪传体史类书,凡三十六卷,记载南朝陈朝史。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
《陈书》是姚思廉继承其父姚察的遗志,奉唐太宗之命编写而成的。《陈书》的内容主要是取自姚察所写南朝陈史的资料,也融汇了他人所作的史料。《陈书》中包括本纪6卷、列传30卷,共36卷,所记历史自南朝陈霸先建国(公元557年)开始,直到隋灭陈(公元589年)结束,共计33年。其中,6卷本纪中共记载了南朝陈的5位皇帝,其中陈武帝2卷,其他4帝则是每帝各1卷;30卷列传分为《王子传》《皇后传》《宗室传》《诸臣传》《儒林传》《文学传》《孝行传》,共计7类。《陈书》比较翔实地记载了有关南朝陈的历史,但是,书中也存在很多避讳和溢美的言辞,使很多有关历史的记载存在失实之处。《陈书》一书由于内容存在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地方,因此史学界历来对它的评价不高。
《陈书》描画了陈朝社会历史全图,是现在人研究陈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在文风上,《陈书》一改六朝颓靡文风。
上海花千坊《陈书》记事起于557年陈霸先称帝,终于589年隋灭陈,包括陈朝一代33年的历史,共36卷,有本纪6卷,列传30卷,是二十四史中卷数最少的一部史书。
《陈书》记述了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总结陈朝创建之初恭俭爱民、政策得宜的成功经验,也记述了陈后主的“就荒为长夜之饮,壁宠同艳妻之孽”,总结了陈末统治者忘患纵欲,偏听偏信造成国破家亡的教训。书中记述了大量陈朝时的人物和事迹,其中争夺诈伪、蝇营狗苟、势利小人的行径,足为世人取戒;安贫乐义,不为祸患势利所动的高风亮节,又足为世人楷模。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上海花千坊《陈书》与《梁书》相同,也是姚思廉在父亲姚察旧稿基础上修成的。然而《陈书》中,仅本纪中有两篇姚察的史论,其余皆为姚思廉自己的创作。
宋代曾巩《陈书目录序》记载:“观察等之为此事,历三世,传父子,重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由此可知,《陈书》撰写时间虽不足10年,却是姚察父子经数十年努力的结果。
上海花千坊《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永定起居注》8卷、《天嘉起居注》23卷、《天康光大起居注》10卷、《太建起居注》56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如顾野王的《陈书》3卷、傅绰的《陈书》3卷等。
上海花千坊《陈书》成于姚思廉之手,实际上是姚察、姚思廉父子两代撰成。《陈书》的编撰,始于陈代,姚察即参与其事。姚察以史职参与,由于陈亡之故,《陈书》未成而辍。隋代,姚察又受命撰修梁、陈二史,未成而卒。唐兴,天下初定,令狐德棻倡议修前朝史,唐高祖遂于武德四年十一月诏修魏、周、隋、齐、梁、陈六朝史。当时受命撰修陈史的有窦进、欧阳询、姚思廉。由于种种原因,数年而不就。至贞观三年(629),唐太宗重诏修撰,姚思廉奉敕撰梁、陈二史。贞观九年,成《陈书》。
上海花千坊《陈书》虽成于姚氏父子,但前人之功不可没。刘师知《史通》云:“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绰各为撰史学士,其武、文二帝纪即为顾、傅所修。太建初(宣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事伤烦杂,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条贯,及江东不守,持以入关,隋文帝尝索梁、陈事迹,察具以所成,每编续奏,而依违荏苒,竞未绝笔。皇家贞观初,其子思廉为著作郎,奉诏撰成二史。于是凭藉旧稿,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可见,《陈书》的修撰,除了姚氏父子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外,也有他人之功。
尽管《陈书》的不当之处不少,但它仍在二十四史之列,足可说明《陈书》是瑕不掩玉,至少是瑕玉互见的。《陈书》的价值之一在于,它成于姚氏父子之手,姚氏父子曾仕于陈,对陈朝之事亲身经历,虽成于唐,但可以说是当世人写当世事,是现存比较好的原始记载。其二,纪传中大段甚至全文保留诏令、奏疏,保留了陈代的不少作品,对于窥视陈代文风及典章制度,有较大参考价值。其三,《陈书》以及《梁书》的行文风格,是对六朝文风的变革。散文或古文的倡导与重振,以唐中叶和北宋时期为主,姚氏父子在陈末唐初已开其先河,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
姚察(公元533年—公元606年),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人,南朝历史学家。
上海花千坊姚思廉(公元557年~公元637年)字简之,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称。陈时任吏部尚书,领大著作。
陈灭后入隋,任秘书丞,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的梁、陈两代历史。史称其“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姚察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这两部史书。贞观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三年(公元629年),奉诏撰梁、陈二史。
上海花千坊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陈书》为统治者避讳的地方也很多,典型的例子是《刘师知传》对刘师知帮助陈武帝杀死梁敬帝一事只字不提。这些,在《南史》中大多得到矫正。所以这种比较、对读,是很必要的。顺便说说,读《宋书》《南齐书》也应参照《南史》来读,其中情况与上面说的多有类似之处。
历代史家对它的评价并不高,认为非但不能与前四史相提并论,而且在唐八史中也算不得上乘。主要因为《陈书》自身的缺点所致。
首先,作者的唯心主义史观。在撰述王朝的盛衰和帝王将相的得失成败时,以宿命论的观点,强调“天意”和“历数”,认为王朝的兴衰,“大人物”的成败,都是神意的体现或某种神秘力量的既定安排。在记人记事时,承袭前代的阴阳五行、图谶灾异的陈腐思想,对奇异传说、鬼怪奇闻、相面望气、因果报应,着力渲染。姚察是位佛教信徒,习佛法,读佛经,临终犹正坐诵佛。姚思廉虽不见有其父之佞佛行为,但对佛事也不加排斥。因此,在《陈书》中,对佛事的记载尤详。这虽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但姚氏的崇佛思想,使得他们对佛事的记载充满了感情色彩,并用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作为对历史人物的总结,则有失偏颇。
上海花千坊其次,体例有疵。《陈书》的体例,看似严谨,细加分析,其中欠妥之处仍不乏时见。在人物立传方面,凡陈氏子孙,不分贤愚,人人立传,使《陈书》成了变相的陈氏族谱。在人物的归类方面,颇有不当之处。
再次,多溢美、隐恶、讳过之笔。姚氏出身庶族,对此他特别忌讳。其父历仕梁、陈、隋三朝,功名显赫,隋代封为北绛郡公。在《姚察传》中,姚思廉洋洋洒洒用了三千余字来记述,详叙朝廷之优礼、名流之褒奖及察之逊谢等词,事极琐屑,极尽文饰之能事。而对其祖父的记述则简而又简,含糊地说:“父上开府僧坦,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详略之间,出入极大。之所以如此,缘于其祖父只是梁时太医正,仅因医术精明而受梁武帝看重。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技艺为士林所不齿。姚思廉以士林标榜,而轻视祖父之业。
隐恶讳过之处,多处可见。如,《世祖本纪》及《衡阳王昌传》对世祖夺嫡、谋杀高祖子衡阳王陈昌一事的记载都极为简单,并隐瞒真相,说是侯安都请缨前去迎接衡阳王,衡阳王溺水而死。又如陈高祖篡梁一事,《南史》载为:“刘师知为陈武害梁敬帝入宫,诱帝出,帝觉之,绕床而走日:‘师知卖我,陈霸先反,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而从《陈书·高祖本纪》中绝对看不出逼夺之迹,刘师知本传中也找不出一字涉及此事。如此隐恶讳过,有违事实,《陈书》得不到史家赞誉,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陈书》交代了陈朝的历史兴亡之迹,总结了陈朝之初与陈朝之末“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的历史教训,给后人以有益的警戒。如《陈书·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天天陪同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这些为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上海花千坊《文学·何之元传》载何之元所撰《梁典》的序文,史学价值很高。虽然《梁典》已不存世,但今人可从序文中了解这部书的体例和内容。序文说,“开此一书,分为六意”,即《追述》、《太平》、《叙乱》、《世祖》、《敬帝》、《后嗣主》。它还引用史学家臧荣绪的话说:“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是史学上宝贵的思想遗产。
《陈书》与《梁书》一致,一反六朝以来骈俪对偶的颓靡文风,给人以清新之感。清代史家赵翼评论:“世但知六朝之后······而岂不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对于姚氏父子改变六朝文风的功绩给予了肯定。
上海花千坊在编次上,《陈书》较之《梁书》更加严谨、合理。《陈书》也有不足之处,《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逊于《梁书》。《陈书》的列传在写法上遵循固定的程式,这是当时史书内容空泛、乏味的真实反映。另外,《陈书》书中侧重记录皇族事迹,全书共36卷,而本纪和皇后、王子宗室的列传就占去11卷。《陈书》有刻意为统治者避讳之嫌,如《陈事·刘师知传》中,对刘师知帮助陈武帝杀死梁敬帝一事只字未提。
上海花千坊《陈书》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南宋四川眉山本。通行的版本有百衲本、开明书店本和中华书局本。
上海花千坊百衲本的意思是指原书的底本不是一套,而是由很多不同的版本凑成的,但所用的底本比较珍贵难得。《陈书》采用的底本是南宋四川眉山本,刊刻较精,学术价值更高。
开明书店本。抗日战争前,开明书店印过1套《二十五史》,这套书是精装铅字排印本,装订得比较经济,虽由于字体过小,只宜于翻检,不便于阅读,但在每部书后附有详尽的参考书目,对初学者很有用。就《陈书》而言,书后附有关《陈书》的异本、考证质疑者、增补整理者、赏析评论者、博闻广征者,对进一步研究《陈书》极有参考价值。
中华书局本。从1958年开始,中华书局在北京、上海两地聘请全国史学专家,分别对《二十四史》进行校勘、整理和标点工作。《陈书》分以百衲本《陈书》为底本,取校的本子有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择善而从,还参考了《南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考异》的有关部分。在汲取前人成果方面,利用了张森楷、张元济两种校勘记的稿本及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书,并重编了《陈书》的总目,《陈书》中华书局点校本于1973年出版。
唐宋人的研究和评价
《陈书》问世数十年后,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在其所著《史通·古今正史》中,对《陈书》的编纂经过、史料来源及流传情况都作了较详细的叙述,他虽未对《陈书》作任何评价,但《陈书》在其心目中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上海花千坊五代刘晌等奉敕撰写的《旧唐书》在《姚思廉传》中,对《陈书》的成书过程作了叙述,对姚思廉“推究陈事”、“编次笔削”之功给予充分的肯定。
上海花千坊宋代,《陈书》的流传仍不甚广,对它的研究和评价只限于少数鸿儒硕学。宋祁、欧阳修在所著《新唐书·姚思廉传》中,对姚思廉“推究综括”之功予以肯定,并称赞姚思廉之文笔为“治世华采”。
由于《宋》、《齐》、《梁》、《魏》、《陈》诸书传布不广,馆阁所藏又往往脱误,所以,北宋嘉佑年间,开始对上述诸书进行校定。《陈书》由著名学者曾巩负责校雠。他广罗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之藏书,于嘉佑七年(1062)冬开始“相校”,于嘉佑八年(1063)七月始完成。曾巩的校雠态度严谨认真,“其疑者亦不敢损益,特各书疏于篇末。其书旧无目,列传名氏多阙谬,因别为目录一篇”。在曾巩看来,虽然“陈之为陈,盖偷为一切之计,非有先王经纪礼仪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后世”,却向我们展示了陈“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陈书·曾巩陈书目录序》)是我们研究陈朝历史兴衰不可或缺的原始资料。曾巩对《陈书》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经过校定,《陈书》于徽宗政和年间颁之学宫,然民间传布尚少。靖康之乱,中原沦陷,南北朝各史书几亡。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井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学官求当时所颁本。时四川五十余州,皆未被兵,所颁史书颇有存者,却往往亡缺不全,收台补缀,命眉山刊行。这就是后世所传眉山七史,《陈书》亦在其中。
《陈书》在南宋虽经刊行,流布仍不甚广。著名目录学家和藏书家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中,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中,著名学者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皆提及《陈书》,但都没有具体的评述。倒是著名思想家叶适在其《习学记言序目》中对《陈书》作过不少评论。《习学记言序目》是叶适的读书札记,他通过评论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表达他的政治、经济和伦理思想。叶适读《陈书》的札记,重视人力在政治、军事中的作用,颇多令人深思之处。
另外,宋人对于《陈书》的研究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宋史》卷203《艺文志·史钞类》著录周护《十七史赞》30卷、《名贤十七史榷论》104卷,《宋史》卷207《艺文志·类事类》著录吕祖谦《十七史详节》273卷,钱端礼《诸史提要》15卷,王先生《十七史蒙求》16卷,都是把《陈书》放在诸史中一齐研究,因为宋人所谓"十七史",是包含了《陈书》的。这些著作虽然大多已经不存在,但我们却从中可以看到《陈书》在学者心目中的地位。
明清人的研究和评价
明代尤其是清代,人们对《陈书》的研究更细致更深入了。这些研究按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关《陈书》考证质疑的,一类是关于《陈书》增补整理的。前者包括清牛运震《空山堂十七史论》15卷,清李贻德《十七史考疑》,清钱大昕《诸史拾遗》5卷、《十驾斋养新录》23卷(包括余录),清杭世骏《读史然疑》1卷,清张烩《读史举正》8卷,清洪颐煊《尝诸史考异》18卷,清宋书升《二十四史正讹》、清桂馥《札朴》10卷;后者包括清万斯同《譬陈诸王世表》1卷、《将相大臣年表》1卷,清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12卷,清杨守敬《陈疆域图》1卷,清侯康《补陈书艺文志》1卷,清汤洽《补陈书艺文志》1卷。当然最负盛名的还是清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近人的研究和评价
近人研究和评价《陈书》的主要有余嘉锡、张元济、钱基博、罗振玉、李慈铭等。
余嘉锡著有《四库提要辨证》,这是一部系统订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类错误的专用工具书。作者撰写此书时,前后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述的部分图书,从内容、版本到作者的家世生平,都作了详实的考察。其《史部一.正史类》对《陈书》的修撰过程、史料来源、断限等,都作了精致的辨证。
张元济著有《校史随笔》。该书对《陈书》多所校勘,包括《避陈讳及唐讳》、《卷末疏语》、《大予太子》、《蹬哥歌》、《钱氏考异可信》、《时本误补墨丁》,可资读者参考。
王利器编纂的《越缦堂读书简端记》中,记有李慈铭读《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的笔记,涉及《陈书》的有两条,罗振玉著有《陈书酙议》,钱基博著有《古籍举要》,对《陈书》有所评议,颇有参考价值。
上海花千坊关于《陈书》的工具书主要有《廿四史传目引得》、《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南朝五史人名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