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

上海花千坊千寻塔建于南诏王劝丰祐时期（公元824—859年），在崇圣寺三塔中最先建造。除了佛家所宣扬的可以成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建造原因，是大理古为“泽国多水患”。古籍《金石萃编》中记载：“世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龙泽，故为此镇之。”相传古时修建千寻塔，采用垫一层土修一层塔的方法，塔修好以后，才将土逐层挖去，让塔显现出来，故有“堆土建塔”与“挖土现塔”之说。建塔时所搭的桥，高如山丘，长达10余里。修塔时运力不足，还用山羊来驮砖，如今大理的银桥村，古时称为“塔桥村”。在修建三塔后，又建了规模弘大的崇圣寺。

千寻塔的始建年代，历来记载不一，大体上有：①唐贞观（627至649年）尉迟敬德造；②唐开元元年（713）恭韬、徽义造；③南诏王劝丰祐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唐太和七年至开成五年，833至840）圣僧李贤者等造；④保和十年至天启九年（唐太和七年至大中二年，833至848）博士徐正等造。根据中国内地同类古塔的建筑年代，云南应稍晚，再与原崇圣寺和中塔内的有关文物及记载相参证，千寻塔似应建于南诏王劝丰祐时（824至859年在位）最为可能。

元武宗时曾“降圣旨”封释觉性为住持僧，保护寺产，免征粮税。元代亦曾加以维修，使得“殿庑焕然复兴，三塔峙立，金碧交辉，巨丽与山埒（相等）”。

上海花千坊明代，李元阳重修，亦有“三阁、七楼、九殿、百厦”。当时寺中有五宝：三塔、巨钟、雨铜观音、证道歌碑和佛都匾。

至徐霞客到大理时，仍见崇圣寺前“三塔鼎立，诺四旁皆高松参天。其西由山门而入，有钟楼与三塔相对，势极雄壮”，楼后为正殿，正殿后为“雨珠观音殿，乃立像，铸铜而成者，高三丈”（《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八》）。据说，寺中的鸿钟，为“建极十二年”（公元871年）造，“径可丈余，而厚及尺”，“其声闻可八十里”。

明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大地震，千寻塔“裂二尺许，形如破竹”，后“旬日复合”。

1925年地震，塔顶震落，残破益重。建国后政府对三塔保护十分重视，1978年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维修。

建筑结构

座落在崇圣寺前约300米，背西面东偏南，平面方形中空，迭涩密檐十六层砖塔。塔身高59.4米（台基上皮至塔顶铁圈盘上皮），两层台基高3米，总高62.4米，包括塔刹通高69.13米。轮廓端庄素雅，外观和西安小雁塔、登封永泰寺塔、洛阳白马寺塔同一类形。

塔基

基础深度，基底至上层台面2.35米，至塔心地平4.55米。基础底面积约190平方米，为塔身截面积二倍余。地基红粘土夯实，深约1.4米，上铺河卵石一层，厚30厘米。满砌基础砖七层后收台，外错三级，宽2.04米，高2.35米，平上层台基内收一级，宽48厘米，高4.24米。塔心红土地基上有径2厘米圆孔一眼，深1.34米，是建塔定位标识。

上海花千坊按千寻塔座落在洱海冲积平原上，地基未见桩孔，塔身自重8000余吨，千余年经多次强震仍巍然屹立，基础的处理是成功的。

上海花千坊上层台基高1.85米，宽21米见方。砖石混砌圭脚、上枋用青石，其余条砖砌。束腰隐起问柱、壹门牙子。压面石不甚规整，宽55厘米、厚15厘米。无栏板、望柱。台面三层条砖交叉斜铺。下层台基随地势前高后低。毛石砌，明成化年间增建青石栏板、望柱。栏板高80厘米，宽120~150厘米不等，中间镂空作花纹，雕工粗糙，无地伏、寻杖。望柱高1.2米，四隅望柱头圆雕坐狮，其余刻桃形。塔门前矗立明代增建巨石照壁如屏，长8.23米，厚1.1米，高4米。正面镌刻“永镇山川”，照壁两侧条石台阶各五级，宽1.5米。

塔身

上海花千坊塔身宽9.85米，约为塔身高的1/6。第一层高12.04米，二层以上骤变低矮，层高仅66~110厘米。据李元阳题记（嵌崇圣寺南塔上）：“明正德甲戍地大震，城堞屋庐为摧，独三浮屠无恙，然已罅拆，嗣是风雨飘摇，日益剥泐。嘉靖庚戍间六月六日余乃补甃甲塔，复作木骨，凡百十竣工，又三年，癸丑始克重葺左右二塔，秋初经始首尾历五月”。2～8层塔身宽10.35米。较第一层每面窳出25厘米。2~14层塔身（不包括塔檐）贴面砖一层，砌法先自塔身下部与塔檐连接处包砌平座，贴塔身包砌顺砖一周，上顶菱角牙子，高度70~120厘米。贴面砖44×20×5.5厘米，光平无纹印，白灰浆胶结。无论排砖方式、胶连材料和砖的颜色质量与老塔身迥然而异，对照李元阳“补凳甲塔”记载，当为明代所加补贴面砖原因，或与抗震加固有关。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大理“地大震，城中墙屋皆倾仆，中塔裂二尺许，人谓塔将复合，旬日复合。”无独有偶，西安小雁塔明成化地震亦“裂而复合”。然千寻塔裂缝并未复合，缝宽10余厘米，穿过塔心前后左右贯通。由于外观因素，在加固时1、15、16并未贴砌。贴砌面砖层后中腰粗壮塔身轮廓呈抛物线形，敦厚坚实。

上海花千坊塔门及一层塔心修缮前，卵石、碎砖填充封闭，外嵌清光绪十九年碑刻。“自建浮屠经五代重修佛塔证三乘。”一层塔身上部东、南、北三面各嵌石碑一通。高3.6米，额镌坐佛五尊，座雕莲花，碑面书刻梵文经，大部风化剥蚀。惟西面留170×110厘米“窗口”。塔门及窗口均为平顶木过梁，清末毁于火，光绪年间无力大修，封堵弃之。

上海花千坊2~15层每层檐下正中依南北、东西向交错设置券洞、券龛。尺寸随塔身自下而上递减，2层88×62厘米，15层66×47厘米。洞通塔心，龛深27-～71厘米，原供铜像早已无存，现有石雕佛像大部系明代作品。洞龛两侧约2米，塑砌单层塔形龛各一座，莲座，迭涩檐、庑殿式瓦顶。龛心嵌汉白玉梵文经一片。顶层实心，有龛无洞塔檐结构，先自壁面迭涩一层，上施菱角牙子一层，再上单砖迭11~14层。悬挑深度69～136厘米。塔檐断面略有凹进，呈“枭线”。檐头上缘至两端向上反曲28厘米，各层塔檐迭涩层数、出檐深度均不同，呈现的弧形外轮廓线。

上海花千坊塔心3.27×3.35米，四壁垂直，形若空井。至15层收为方形覆斗式穹窿顶。顶盖石质，20×20厘米。15层内壁墨书：“嘉靖十九年大塔内倒……同年起工发修”和工匠姓名。所谓大塔内倒，系指穹窿顶东壁部分倒塌，曾埋砌木挑梁五根，此外，塔心尚残存木梁31根，断面28×20厘米，依南北、东西向呈井字形交错排列。梁距壁面约1米，原铺楼板，经碳14测定，木梁年代距今625±65年，与李元阳题记中“复作木骨”的记载一致。按大理地区的佛图寺塔、宏圣寺塔亦有井字梁而无楼梯、楼板，其功能近似支撑桁架，增强塔身的稳定性。千寻塔虽属天然地基，塔基又浅，但塔壁宽厚，龛、洞断面小又交叉错位，整体性尚好。

塔身通体涂白垩7～8层，白灰剥落处隐显古老的土朱色。塔身“补甃”前抹白灰1～2层，最迟明正德前已呈白塔。

塔顶与塔刹

16层塔檐以上收成方形须弥座，上承覆钵塔刹。“民国十四年大理地震，崇圣寺塔顶震落帆”仅存铜质覆钵及外裹铁圈盘。须弥座高1.23米，上宽2.56米，下宽2.96米。柬腰包砌条砖一层，厚59厘米。依粘结材料、砖型号推断，亦为明代“补整”。覆钵大口向下，底径2.28米，钵底向上收缩成一直径50厘米的圆口。覆钵通高1.07米，壁厚1.5厘米，钵上阳刻八叶莲花纹图案。覆钵外围裹八格扁铁圈盘，扁铁4.5×1.8、4x0.7厘米，锻打铆接，形状似覆钵。扁铁上有等距规整铆钉孔，据佛图寺塔塔刹形象分析，该圈盘外裹紫铜鎏金莲瓣。钵面上埋铸铁挂环8副，分内外两圈，外圈四环上立“铁柱”固定伞盖，内四环拉铁链。覆钵里面，中心柱基座部分是一个深3.47米，35厘米见方的铜柱筒，分上下两节，上节残长1.1米，连中心柱，下节长2.77米（包括接口搭接部分）。1978年在该处清理出各类文物400余件。柱筒埋入16层塔檐深1.67米，其余部分包砌在塔顶须弥座内。为了增加基坐的稳定性，在须弥座下皮埋设120×60×23厘米条石夹板箍一层，其上套置内外铁“笼”两件，埋砌在须弥座内。

塔顶四角端残存骨架一具，高68厘米，向前弯曲，铁架外包鎏金铜皮。李元阳《云南通志·寺观志》称千寻塔：“错金为顶，顶有金鹏，世传龙性敬塔而畏鹏，大理旧为龙泽，故以此镇之。”佛图寺塔、宏圣寺塔及昆明慧光寺等塔均有此装饰，是云南早期密檐塔特点之一。

上海花千坊16层塔檐四隅埋置三通铁拉链一套。链尾穿过塔檐铆固在檐下扁铁箍架上，链端固定塔刹四角垂链。

出土文物

1977年在维修过程中，于千寻塔塔顶和塔基内清理出南诏、大理时期的佛像、写本佛经等文物600余件。这是南诏、大理国时期文物中最丰富、最重要的一批，主要出土于塔顶，然由于1925年地震，塔刹倒毁后五十多年的风雨侵蚀，大多写经之类的重要文物已经损坏，较为珍贵的文物多数出在铜筒内的两尊木质经幢中。

千寻塔出土各种造像，按质地分有金、银、铜（包括鎏金器）、铁、瓷、木、玉石、水晶等；按题材分有佛、菩萨、天王力士及子弟像四类。佛像发作螺状髻结，垂耳，衣折线条流畅，眉目清秀，有如来、释迦、阿弥陀三种题材，与中原常见的佛像雷同。有少数银质像，手持莲花，服饰脸形等与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造像相近。菩萨像中，以观音为主，也有文殊、普贤像等。观音左手执宝瓶，右手执柳枝，头戴宝冠，面相有男女两种，一般衣着装饰华丽，体态修长轻逸，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其中一尊金质造像，重1.135克，高24公分，造型与解放前被盗出国，有段正兴年号的一尊铜像相同，该像存美国圣地亚哥美术展览馆；天王力士像，梵名“摩诃迦罗”，唐曰“大黑天神”，大理土主庙所供主神亦以此为多。千寻塔这次发现的天王力士像十尊，数目不多，但形态各异。

塔顶发现刻字铜井三。其一，长10公分，宽7.3公分，由左至右直书五行，七十一字，有“明治四年庚子岁六月”年款。明治系大理国六世段素英的年号，以干支推算，当为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内容是向寺院施舍的记事。其二，一片发现于塔顶复钵的内壁，长27.5公分，宽7公分。直书四行，八十四字，记平国公时，任成都典校金师彦贲官职的李珠睬、李胜隆父子“新建铁柱四”的事迹。另一为刻文铁片，长13公分，宽6．7公分，直书四行，字迹十分模糊，全文已不可通读，但可见“大宝六年……高量成眷信立”等字样，大宝六年为宋绍兴二十四年，即公元1154年，高量成是继高泰明之后的相国，封中国公，后退老楚雄城。

塔顶出土写经已大都腐烂，原放人塔顶经卷的总数应达百件以上，一般轴长30~33公分左右，有纸质及绢质，朱书与金粉书等种类。残存经卷中有“金刚波罗蜜哆心经”及“大方广佛华严经”题款。

此次出土塔模数尊，其中二尊为鎏金银质七级密檐式方塔，顶作亭阁式，四方塔门各铸一佛，底作莲花座，塔内藏水晶珠数粒。另一尊为鎏金铜质六级方塔，塔刹由宝瓶、宝盖、相轮、莲花座等组成，千寻塔塔刹与此雷同。

塔顶出土各式青铜镜十五面，其中有唐代的海兽葡萄镜、山水人物镜，其他多数属宋镜，其中二面镌有“湘州念二叔家镜子”“成都刘家口口镜子”等字样。此外，发现有唐代的“开元通宝”两枚，刻有“大吉利”字样的狮纽铜印和象牙印章多枚，刻有“君福”字样的琥珀园印一，出土瓷器六件，其中有影青瓷佛像以及六瓣荷叶脉瓷盒等。

塔顶还出土各种药物，有朱砂、沉砂、檀香、鹿茸、珊瑚、金箔、云母、香蛤、松香等。云南盛产药物，是与中原贸易往来的重要货物。周去非《岭南代答》载“蛮马之来，他货亦重，蛮之所赉，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

塔顶出土各种法器很多，其中金刚杵（一种套在手指中的杵状物，又名三戟叉，降魔杵）即达二百余件，其他有铜铃、铜镯、铜骷髅珠、铜夹、挖耳、盂、钹等。念珠有珍珠、玛瑙、翡翠、琥珀、水晶、骨、蚌、琉璃等质料，尤以水晶制品为多，色彩鲜艳。其他各种金银饰品二十余件，其中有一银鎏金镶珠金翅鸟，张翅昂首，栖息在一莲花座上，制作极为精细。

上海花千坊塔基出土文物一百余件，皆为陶制，一种是佛像，烧制成一佛二菩萨的佛龛，或单身观音像；另一种大量出土金刚式塔模，佛像与塔模中都夹放两片印有梵文经咒的泥心。当属五大陀罗尼咒的“正法秘密箧印咒”，是密宗符咒的一种。

价值意义

唐代武后所创的字

上海花千坊千寻塔的造型与结构是典型的唐代砖塔；塔上能见的文字资料，除佛教典籍常见的梵文外，基本全部是汉字，其中包括“囗会”字之类唐代武则天所创的字，在大理国时仍继续延用；塔上清理出土的许多文物，如“开元通宝”，铸刻“湖州”、“成都”字样的青铜镜以及瓷器、写经、印章等，都是直接说明与中国内地经济文化密切交往的证据。南诏、大理是以白族、彝族先人为主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然而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文化上都保持了与中原的联系，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