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国际电影节

发展历史

上海花千坊1945 年的夏天，电影从德国人的生活中暂时消失了两个月，德国多数大城市成了一片废墟，柏林的建筑倒塌了四分之三，许多人躲到地下掩体过夜，更多的人露宿街头。盟军虽然占领了德国首都，还有更多的事要做，重建秩序，保障治安，捉拿纳粹余党，满足居民日用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文化场所都关门了，但衣食的匮乏也没能阻碍老百姓对娱乐生活的需求，那一年的秋天刚刚来临，歇业不久的电影院纷纷开张，奉献出两个小时的忘情投入和温馨空间，是电影给了风雨飘摇中的德国人最后一点卑微的温暖，即令国破家亡，德国电影人也在努力工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诞生的第一年，政府就对资助电影极为热心，他们想到要搞一个大规模的国际电影节，就定在柏林，须知对于联邦德国来说，西柏林是嵌入民主德国的一块飞地，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为什么一定是柏林？

从柏林电影节诞生的第一天起，政治就是压倒性的主题，至少电影艺术交流完全不在考虑之列。这是一个完全的冷战产物。对柏林电影节的创办起到关键作用的其实是美国驻德的文化官员，他们一心要将电影节塑造成鼓吹西方文明制度，反对共产主义的文化桥头堡。柏林这个曾经的东欧文化枢纽，此刻成为西德民主复兴的象征。

1951年6月，西柏林举办了第一届电影节。因为预算不高，规模也不大，只有20个国家的来宾参加，这个被盟军炮弹摧毁的城市显然不是理想的旅游之地，所有人都对糟糕的天气和接待工作怨声载道。柏林的浓厚政治色彩从一开始就和戛纳、威尼斯等竞争对手注重商业性泾渭分明，其他欧洲电影节都十分依赖明星及围绕明星的狗仔队来获得关注，满街是兜售电影和计划书的片商。但柏林却依靠地缘政治的特殊位置，吸引了包括迈克尔·鲍威尔、罗伯托·罗西里尼和亨利-乔治·克鲁佐在内的一流电影人光临。参加电影节的国家和人数也逐年稳步上升，终于被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接纳为国际A类电影节，加入了老资格的威尼斯和戛纳的行列。

第1届柏林电影节美国人赞助了大部分资金，美驻德官员OscarMartay参加完威尼斯电影节后对在柏林举办一个类似的活动十分支持，他还希望举行的时间不能跟在夏秋之交的威尼斯之后，不然对新生的柏林电影节来说，吸引好电影参加就更困难了。几乎就在柏林电影节创办风声刚传出，东边马上宣布要在每年夏天举办一个国际青年电影节。所以西柏林这边决定把会期放在6月，以示抗衡，而且要吸引东边的人来参加，并不限于青年人。每年6月举办的传统一直到1977年才改到2月。

光有政客，是办不起来电影节的。

所以如果从电影人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挂帅的柏林电影节，就会发现，真相并非仅仅政治那么简单。

听说要举行国际电影节，德国的电影人开始摩拳擦掌，他们很希望有机会找到海外投资和发行的渠道。这种渴望在百废待兴的德国尤其强烈，所以柏林电影节的本地化特色从创办伊始就十分突出。

上海花千坊各方利益交汇，最后都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阿尔弗雷德·鲍尔（AlfredBauer），他担任了前几届柏林电影节的组织者。二战中鲍尔在UFA工作，也担任了战后英国占领军的电影政策顾问。他想通过努力让柏林重新回到欧洲文化版图的中心位置，再度成为电影制片和发行的枢纽。

柏林的电影业内人士起初也是欢迎电影节的，既是继承了柏林作为德国电影中心的文化遗产，也能让制片厂有利可图。由于当时德国的分裂，西德电影人无法进入苏联控制下的巴贝尔斯堡制片厂（世界上最大、最悠久的电影制片厂之一）和约翰尼斯塔制片厂。他们的饭碗大都不稳固，于是许多柏林的从业者都跑到慕尼黑、汉堡、杜塞尔多夫和威斯巴登去工作了。尤其是慕尼黑，本来在德国国内可以说是柏林文化上最大的竞争对手，成了新的电影发行中心，巴伐利亚人开始宣称慕尼黑成了电影之都，这都让留守的柏林电影人心急如焚。西柏林电影工会向市长施加压力，说柏林的电影工业已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制片厂，有的还想西迁中，已经没什么人把新电影的首映礼放到柏林，长此以往，电影工业将从柏林消失！

本来官方和电影业内人士一拍即合，你搞你的政治宣传，我推广我的电影，似乎可以在柏林电影节这个平台上相互依存。但很快电影人发现柏林电影节并非想象中那么有利。西柏林当时有200多万人口，七分之一失业，剩下有工作的收入也非常低。所以柏林电影节没法去和戛纳、威尼斯的豪华尊贵相提并论，他们不得已打出亲民、大众的牌，将上座率和普通影迷的参与度放到了重要地位，所以设置了露天电影、明星游行、签名大会的单元，特别是加上政治考虑，把露天放映场所设在东西柏林交界处，想吸引东柏林的人来看（柏林墙1961年才修建）。 电影节放映了HansAlbers主演的[NightsontheRoad]，Albers在德国很出名，他对东西柏林的观众都具有极大号召力，最后果然唤起了观众们共同的情感。

上海花千坊柏林电影节与众不同的另一点是把奖项的决定权交给普通影迷，从1952年第二届到到1955年第五届，都没有专业评委会。观众投票来决定把大奖给谁，1956年改成国际评委和观众一起决定奖项归属，那届的主席是马塞尔·卡尔内，1957年后才全部改为评委投票制度，文化品位慢慢显现出来。

上海花千坊但一开始的大众政治路线就遭到了电影人的激烈反对，有人说盲目扩大放映规模在国际上没有先例，不是电影节的正道，因为加映了一些收不回钱的场次，片方更不高兴。发行人说，普通观众对较为艺术化的电影接纳程度并不高，此举毫无益处，我们是在办电影节，不是什么白酒展销会。但这一回合最终是政治赢了。

上海花千坊得不到本地电影人的支持，必然难以持久。德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声明拒绝参加电影节活动，协会发言人表面上将不参与归于德国制片人在国际市场上日益弱化的地位，他们无力和美国、法国、意大利竞争。其实从深层次来说，不过是电影人对美国占领政策不满而产生的抵制，他们尤其讨厌美国人把持柏林电影节，制订的政策说到底主要是为美国人的政治宣传服务，然后为觊觎中欧市场已久的好莱坞商人大开方便之门，对德国电影的发展却没什么益处。

制片人协会还认为：因为盟军的电影政策，德国电影现处在一个很悲惨的境地。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美国极力将居于垄断地位的德国电影公司UFI（纳粹时期，由最大的制片厂UFA和其他公司合并而来的卡特尔组织）分解的政策，并限制德国电影公司同时涉足电影业中的多个分支，比如从事制片的不得同时经营发行或放映环节，这样的后果是出现了很多小公司，全都势单力薄。所以德国业内人士频频向有关机构游说，要求更合理的政策，比如允许垂直经营，扩充实力和好莱坞巨头展开竞争。

上海花千坊德国电影人在和电影节官方谈判是否参加的时候，提出为了拯救德国电影，除非政府提供减税优惠或者增加补贴。这个愿望落空了，为了表示安抚，组委会同意在第二届电影节设立一个特别单元，针对外国买片人和国际传媒，宣传30到40部德国战后几年中拍的好电影，帮助德国电影出口。鲍尔说电影节很愿意成为德国电影公司和国外买家之间的桥梁，向外推介国产片，他希望劝服德国电影人，柏林电影节不仅是外国影片的展台，一定也支持德国电影。 但事情并不顺利，鲍尔向德国经济部申请拨款被拒绝，计划中的单元搁浅，一些制片人只好自己出钱做了个小型展会，把最有商业价值的几部德国片推出去。因为缺乏政府的支持，效果好不到哪去，业内人的积极性被挫伤了，他们对电影节的坏印象并没有发生根本改观。所以在最初的四五届电影节上，德国电影的参与率还是很低。这种局面直到好些年后，德国电影恢复了生机和信心，商业电影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大幅上升后才好转。

面对电影界批评政府不扶持国产电影的批评，西德内政部举办了一个类似德国奥斯卡的奖项（bundesfilmpreis），由公众、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组成的评委会对全年德国电影进行评选，就是Deutscher Filmpreis（德国电影奖）的前身，这个奖代表政府，其实更类似中国的华表奖，1953年这个奖成为电影节的特别单元。而把奖项纳入电影节范畴，是对外推广的一招，有助于提高获奖影片的国际知名度。

上海花千坊但德国影人却指出这个奖的目标才不是为了复兴电影业，其中存在严重的政治倾向，内政部表彰的全是反共或倒向北约的电影。面对质疑，官方人士称这个奖是个礼物，我们想给谁，就给谁。

1956年，柏林电影节被接纳为A类电影节，但其声誉却被良莠不齐的竞赛单元所削弱，影评人抱怨柏林好片子太少，品种太单一。

这个批评实际上是个参赛权的问题，一比较戛纳和柏林的参赛国家名单，很容易发现戛纳的参赛资格面向所有国家，包括苏东阵营，法国外交部会向所有建交的国家发送邀请函，法国电影制片人协会也积极向苏联和中国发出邀请。

1958年，戛纳将金棕榈颁给苏联电影雁南飞，德国记者强烈要求柏林电影节组委会邀请所有国家参赛，不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有记者认为：电影节作为展示窗口的年代过去了，作为正宗的国际A级电影节，虽然不意味着不问政治，但一定要向所有国家开放。在这点上，奥伯豪森电影节比柏林干得好。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来说，柏林电影节太过壁垒森严，直到 1969年才把金熊奖给了南斯拉夫电影《第一次工作》。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停滞时期。1971年，在传统的影片竞赛之外创立了新电影国际论坛。1974年，电影节上出现了第一部苏联影片，一年后，东德影片也加入进来。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西德和东德签署了条约。从此，柏林电影节把自己重新定位为国际电影生产的一面镜子，使电影节在东西方之间的汇合与调停中扮演了更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角色。

奖项设置

主奖有“金熊奖”和“银熊奖”。“金熊奖”授予最佳故事片、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银熊奖”授予最佳导演、男女演员、编剧、音乐、摄影、美工、青年作品或有特别成就的故事片等。此外，还有国际评论奖、评委会特别奖等。80年代，每年30到4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放映影片200—300部。

柏林国际电影节于1951年在美国或者从更宽泛意义上说在三个西方盟国的倡议下创立。这以后的十年内，电影节已经确立了在柏林文化生活的重要地位。英格玛·伯格曼、萨蒂亚吉特·雷伊、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罗曼·波兰斯基和法国“新浪潮”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弗朗索瓦·特吕弗、克罗德·夏布罗尔都以他们的影片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了巨大的国际性的成功。

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标志物是一只抬起手臂向人们致意的柏林熊。

上海花千坊金熊像雏形是女雕像家雷尼·辛特尼斯于1932年设计而成的，自1951年开始为获奖者颁发的的金银熊像，正是在她的原创基础上制作而成并一直沿用到1959年。从1961年开始，原先柏林熊抬起致意的右臂变为左臂，和其他各处那些欢迎来到柏林的大熊塑像一致起来。电影节的熊像原铸制模型由在弗雷德诺的诺阿克铸制厂所拥有。他们曾与辛特尼斯有过密切的合作，至今仍在为电影节提供熊像。

相关影响

到了21世纪初，柏林国际电影节已与戛纳、威尼斯等电影节一道成为最主要的国际电影节。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吸引了大量观众，而且还吸引了许多电影制作人。超过60个国家的报纸、杂志、互联网、电台、电视台的将近3000名新闻记者蜂拥而来，每年仅公开的电影放映就吸引了超过35万宾客。

柏林电影节最重要的部分是有全世界范围电影参与的竞赛单元，在竞赛结束，由国际性的评委会颁发电影节主要奖项。

上海花千坊柏林电影节“发现”了一大批电影导演，如今他们的地位已经写进了电影史。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获奖者包括莱那·维尔纳·法斯宾德、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让·吕克·戈达尔、英格玛·伯格曼、西德尼·吕美特、克罗德·夏布罗尔、罗曼·波兰斯基、萨蒂亚吉特·雷伊、卡洛斯·绍拉、李安、张艺谋、罗伯特·阿尔特曼、约翰·卡萨维茨和其他许多人。

华人获奖（主竞赛单元）

1988年：第38届最佳影片金熊奖：张艺谋《红高粱》（首部“金熊奖”华语电影，首部华语片获得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

上海花千坊1989年：第39届银熊奖：吴子牛《晚钟》

上海花千坊1990年：第40届银熊奖：谢飞《本命年》

1992年：第42届最佳女演员银熊奖：张曼玉《阮玲玉》（首位华人柏林影后，首位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华人最佳演员）

1993年：第43最佳影片金熊奖：李安《喜宴》、谢飞《香魂女》（并列）

1995年：第45届最佳女演员：萧芳芳《女人四十》 、银熊奖（最佳视觉成就）李少红《红粉》

上海花千坊1996年：第46届金熊奖：李安《理智与情感》 、最佳导演：严浩《太阳有耳》

1997年：第47届银熊奖：蔡明亮《河流》

上海花千坊2000年：第50届评审团大奖银熊奖：张艺谋《我的父亲母亲》

2001年：第51届评审团大奖银熊奖：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最佳导演：林正盛《爱你爱我》，最佳新进男演员：崔林、李滨《十七岁的单车》，最佳新进女演员：李心洁《爱你爱我》

上海花千坊2003年：第53届阿尔弗雷 德·鲍尔特别创新奖：张艺谋《英雄》，特别艺术贡献奖：李杨《盲井》

2005年：第55届评审团大奖银熊奖：顾长卫《孔雀》，特别艺术贡献奖、阿尔弗雷德·鲍尔特别创新奖、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蔡明亮《天边一朵云》

2006年：第56届最佳电影音乐银熊奖：金培达《伊莎贝拉》

2007年：第57届最佳影片金熊奖：王全安《图雅的婚事》

2008年：第58届最佳编剧银熊奖：王小帅《左右》

2010年：第60届最佳编剧银熊奖：王全安、金娜《团圆》

上海花千坊2014年：第64届《白日焰火》摘得最佳影片金熊奖（导演为刁亦男）和最佳男演员银熊奖（廖凡，第一位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的中国男演员），最佳艺术成就奖《推拿》（曾剑，摄影师）

2016年：第66届《长江图》摄影师李屏宾获得最佳艺术成就奖。

华人评审

上海花千坊（截止2017年，主竞赛单元）

上海花千坊历年华人评委会主席：巩俐（2000）、王家卫（2013）

历年华人评委会成员：黄宗江（1983）、陈凯歌（1989）、张艾嘉（1992）、张艺谋（1993）、徐枫（1994）、斯琴高娃（1995）、蔡明亮（1995）、陈冲（1996）、许鞍华（1996）、宁瀛（1997）、张曼玉（1997）、张国荣（1998）、李卓桃（1998）、杨紫琼（1999）、谢飞（2001）、白灵（2005）、施南生（2007）、舒淇（2008）、王颖（2009）、余男（2010）、梁朝伟（2014）、王全安（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