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玉器

源流

上海花千坊环太湖地区的史前玉器，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经历了一个数量由少渐多，制作由粗糙到日益精致，纹饰由简单到繁复，形体由小到大的过程。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玉器玉质较为粗劣，硬度不高，均为素面无纹的小件管、珠等装饰品，制作工艺还很粗陋，一般仍是沿用旧石器时代制造石器的传统工艺，表面磨制较为粗糙，钻孔多不准，而偏离中心，表现出原始特征。至崧泽文化时期，先民们已初步具备鉴定玉材的能力，软玉的使用就是较好的证明，玉器的种类也有所增加，环、斧的出现表明玉器已有大型化的趋向，同时也标志着制作技术的进步。鉴于崧泽文化已开始使用硬度较高的软玉制作器物，故推测此时可能已出现了石英砂等介质，从器物表面打磨光滑的程度来看，当时已有了较高的抛光技术，钻孔技术也略有进步。良渚文化玉器继承崧泽文化玉器的传统，并在其基础上发扬光大，改进了切割、抛光、琢刻、钻孔等制玉工艺，制作了种类各异的良渚玉器，创造出了灿烂的良渚玉器文明。

材质

上海花千坊良渚文化玉器的材质，根据反山、瑶山、福泉山、寺墩等多处遗址出土玉器的矿物学鉴定，以具有膻状交织纤维显微结构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闪石玉为主力军，也有部分蛇纹石岫玉，其他叶腊石、萤石、绿松石、菱镁矿、迪开石、玉髓等丰富多样的美石类“假玉”，也被不同程度的使用。作为良渚文化玉器玉料的主力军的闪石玉，出土时绝大部分都呈现出色彩丰富的外观形状，如近山区的余杭良渚遗址内出土的玉器，几乎都以不透明的白色或黄白色为外观特征，及俗称的“鸡骨白”、“南瓜黄”；而半透明的淡湖绿色或青绿色玉器，绝大多数出于上海、苏南、嘉兴等平原地区。根据矿物学研究和古文献的判断，良渚文化的玉料可能主要来自就近取材。江苏溧阳小梅岭闪石玉矿石的发现，为良渚文化玉料产地提供了线索。

工艺

上海花千坊1.解玉砂制作。良渚文化的解玉砂具体制作情景难以重现，但管钻、切割等制玉流程中留下的痕迹表明，使用解玉砂也是当时玉作工艺的核心内容。

上海花千坊2.开玉解料与磋切成坯。针对良渚文化开玉解料、磋切成坯所运用的工艺技术，已形成了柔性线状物切割（线切割）、硬性片状物切割（片切割）、旋截法切割（旋切割）与圆盘形砣切割（砣切割）四种不同看法。

上海花千坊3.设计打样。吴家埠遗址出土的半成品玉琮，是良渚玉器制琢过程中设计打样的实物范例。此琮两端面上保留着设计打样的“框线”。

4.钻孔打眼。良渚文化玉器几乎都有孔眼，根据孔眼的大小而采用不同的钻孔方式，琮璧钺环镯等孔径较大的采用空心管钻；璜、梳背、锥形器、管、珠上的小孔多采用小的实心桯钻。

上海花千坊5.琢纹刻符。良渚玉器琢纹的方法有浅浮雕、透雕、阴线刻三种。

上海花千坊6.研磨抛光。研磨是切割成坯后使器形规整的主要手段，也是浅浮雕琢纹的主要手段；抛光多使用柔性材料，如皮革、树皮等，即使添加砂性的抛光剂，其粒度也比研磨用砂细软。

器形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有璧、琮、璜、瑗、玦、环、镯、钺、带钩、纺轮、匕、勺、“耘田器”（刀）、三叉形器、锥形器、柱形器、半圆形器、月牙形器、圆牌、圆饰、梳背（冠状器）、钺冠饰（瑁）、钺端饰（镦）、杖端饰、端饰、柄形器、弹形器、条形饰、半瓣形饰、管、珠、坠、串饰、人、蛙、鸟、鱼、龟、蝉、镶嵌片等40余种，其中以琮、璧、钺、梳背、锥形器等为主。

上海花千坊玉琮是良渚文化原创的玉器器形。形态有矮有高，横截面有圆形方形，穿孔有大有小，纹饰有繁有简，形态有完整和裁割后的局部残缺。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分葬具内外。葬具之内，有套戴在死者手腕上（如新地里M137:8玉琮）或位于死者腰腹部位的矮体大孔琮，竖直于死者头端或头侧的矮体大孔或小孔琮（如寺墩M3:43玉琮、反山M12：98“琮王”），有环绕死者身体摆放（如寺墩M3），有单独放置于死者胸部（如亭林M16）以下直至脚端（如寺墩M5）的高节琮等。葬具之外，有单独（汇观山M4:1）或三件成组（如后杨村M4）等距离竖直在棺盖之上的琮。凡此种种，无不显示着玉琮形制及其功能的复杂性。

研究表明，良渚玉琮由张陵山M4的圆筒形单节矮琮，到寺墩M3、草鞋山M198的方柱体多节高琮，形制上总体表现为横截面由圆渐方、器形由矮渐高、纹饰由繁渐简的早晚发展趋势。而且，玉琮的出土位置及其形制的变化如影随形。新产生的玉琮形制，在功能（位置）上往往表现为对前一形式玉琮的继承与衍生。据此，我们将良渚玉琮分作逐渐转化的五种形式，这五种形式既表述了玉琮前后相继的五种形态，又包含每一种形式内玉琮早晚有所变化的亚形态。

第一种形式的玉琮，形体似镯，横截面呈圆形的筒形柱体，外壁有意琢出的长方形凸弧面上，琢刻着卵目獠牙的兽面纹饰。张陵山M4:02琮是征集品，但出土单位较为清楚，此墓经发掘出土的陶器，都变现出苏南地区良渚文化早期的器形特征，而玉琮纯以阴线琢刻纹饰，兽目为重圈圆眼，尚未变为卵目，圆眼上端有弧起的两条眉弓（眉毛），中间没有向上竖起的羽冠。此琮被认为是形制、纹饰最古老的一件玉琮标本。瑶山M9：4与M10：15两件玉琮，形体跟张陵山M4:02无别，都出土在死者的右侧手腕部，但采用浅浮雕结合阴线琢刻的纹饰，都比张陵山琮繁缛复杂，瑶山M9：4卵形的兽目、蒜形的鼻翼一级上端中央竖起的简单羽冠纹都为张陵山所未见，瑶山M10：15兽面纹顶部还有两组刻画弦纹的横向平行凸棱，以象征被简省的神人及其羽冠。

外壁有五块长方琢纹凸面的汇观山M2:34是琮是镯，存在争议，但其形体与出土部位，跟瑶山M9:4与M10：15两件琮完全一致，纹饰也跟瑶山M10：15接近，只是进一步简化，兽面显露獠牙的阔嘴已被省减掉，简化为卵目和鼻翼的结合，所以，我们认为它应是早期玉琮形体还没有完全固定前的一种特殊形制。

上海花千坊第二种形式的琮，为形体由内外俱圆向内圆外方逐渐演化的中间过渡形态，圆筒形外壁四块琢纹凸面的中间各自向外突出，形成相邻两面将纹饰对分的转角，转角大于120°，琮体弧面弧度较大，横截面为近圆的弧边方形，纹饰出现分节，但不超过四节。反山M12：90、M12：93、M20：121、M23:22，寺墩M3:43，横山M2:11，福泉山M9：14、M9：21等都为其代表。此种形式的琮，多数发现于死者腰腹部外侧的手臂部位，但反山M23：22与寺墩M3：43两件却竖直在死者头端。

上海花千坊第三种形式的琮，转角外凸更明显，转角小于120°但大于90°，琮体弧面弧度减小，横截面为弧边方形，纹饰分节不超过四节。墓葬中，此种形式的琮绝大多数发现于死者手臂或腰腹部位，新地里M137玉琮出土时就套戴在墓主手腕骨上。但也有例外，如反山M12：98“琮王”位于“墓主左肩上方”，江阴高城墩M5两件III式玉琮出土时，叠置于死者头端，形体较大的M5:2，正放，在下，较小的M5:1，倒置，在上。

上海花千坊第四种形式的琮，转角等于或接近90°，横截面近正方形，但琮体高度小于射径，纹饰节数为一或二节。此种形式的琮，在墓葬中的出土部位更趋复杂，反山M23：126位于死者腿脚部位，出土时夹在两件玉璧之间，M23：163更靠北，毗近墓葬北端随葬陶器，叠压玉璧。汇观山M4出土两件琮，一件（M4:1）位于墓葬棺室南端，明显高出其他器物的出土面，推测原先应当放置在棺盖之上，另一件（M4:2）出土于死者腰腹部。后杨村三件成组等距离竖直在棺盖上的玉琮，虽然已经受沁朽蚀，但形制都属此种形式。寺墩M3出土的33件玉琮中，也有M3：5等属此种形式。

第五种形式的琮，横截面近正方形，转角等于或接近90°，但玉琮高度大于射径，即所谓的高节琮。此种琮在墓葬中的出土部位也较复杂，亭林M16：17九节高琮出在死者胸部，福泉山M40：26、110两件裁割玉琮分别位于墓葬中部死者腰腹部西侧与北端，M2：18五节高琮则位于墓葬北部东侧，寺墩M5:72十一节高琮位于北部脚端陶器堆中，M3的33件玉琮，除四件外，其余都为此种形式的琮，基本围绕死者人骨架四周摆放。

有趣的是，第五种形式的琮中，八节以上的高节琮，主要出土在太湖东部与北部，其最南届为上海金山亭林遗址，亭林M16中出土一件高24厘米的九节琮。迄今尚未在太湖以南的杭州、嘉兴与湖州地区，出土八节以上的高节琮。因此，玉琮由矮变高的形制演变趋势，亦存在着复杂的地域差异，而这种地域差异所隐含的社会学层面的意义，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

纹饰

龙首纹是良渚文化玉器上最早出现的纹饰，主要见于早中期环、镯、管以及锥形器等少数玉器的外缘，也有个别的圆雕作品。神人兽面图像及其简化与抽象的图案，是良渚文化中晚期玉器上最通行的纹饰内容，而且还是玉梳背等一些玉器的造型源头。平面雕刻的鸟纹，主要见于琮、钺、梳背、三叉形器与璜等玉器上。

意义

上海花千坊良渚文化玉器是神崇拜的载体，同时也是世俗生活的反映。不同种类、不同数量、不同体量、不同组合关系的良渚文化玉器，除了承载“事神致福”的神圣内容外，更已成为世俗社会中举足轻重的物质财富，它既是显贵者阶层攫取“祀与戎”权力的象征，也是平民阶层朴素情感与信仰的外在体现，妆点着社会各阶层的精致生活。良渚玉器丰富的器形，众多的数量，先进的工艺，精美的纹饰，复杂的功能，深远的影响以及蔚为大观的用玉情景，不唯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也为世界同时期所绝无仅有，它在中华玉文化传统中的突出地位，已不言而喻，成为疏解中国古代礼制形成以及中华五千年文明无可替代的重要实证。

影响

上海花千坊我们的祖先对玉器的崇拜在良渚时期达到了高峰，良渚文化用玉、爱玉、尊玉的精神传播四方，范围可达半个中国。良渚文化巨大的文化辐射力，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龙山时期是晚于良渚文化的时期，是中国史前时代的最后一个时期，大约从距今4500年左右开始，到距今4000年夏代诞生结束。中国各地如山西、浙江南部、山东、西北等地龙山时代的遗址中，很多都发现了与良渚文化风格相似的玉器。

上海花千坊在夏、商、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也发现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器，表明良渚文化始创的玉礼器，成为了商周玉礼器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三代的礼仪制度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良渚文化足以堪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