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地方志著作,是由东晋时期成汉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年—354年)的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
全书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共12卷,约11万字。
上海花千坊《华阳国志》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记录了这些地方的出产和历史人物。洪亮吉认为,此书与《越绝书》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华阳”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为梁州。”意思是说梁州北至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
上海花千坊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唯有天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且注释说将汉水作为华阳地区的标志。
《华阳国志》所记地区为《禹贡》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而得名为“华阳”。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此书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史料可靠,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
上海花千坊《华阳国志》全书十二卷,约十一万字。全书内容,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其中也记载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史、民族史、军事史等,但以记地理为主,其类似于“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这一部分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这部分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
上海花千坊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前言》里指出:“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常璩将历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经济、人文等综合在一部书中,这点无论是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具备了方志的性质,但又明显区别于传统方志只偏重于记载某一地区的特点,这种区别,正是常璩之《华阳国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华阳国志》千百年来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并成为方志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海花千坊《华阳国志》自成书以来,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评价和推崇。唐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至于他方,罕闻爱异。其如常璩之详审……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
北宋学者吕大防在《华阳国志·序》中也说:“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徐广的《晋记》,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昭的《续汉志注》,李膺的《益州记》,郦道元的《水经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初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
上海花千坊当代人对于古代西南的研究,都把《华阳国志》作为重要的史料。尤其是攥写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方的史志,更是离不开《华阳国志》。
上海花千坊综上所述,鉴于《华阳国志》在研究古代西南史方面可提供重要的史料价值,以及后人因研究此书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得益于《华阳国志》中关于古代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物产资源、生态、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记载,其成果对于今人研究西南社会发展、探究西南经济发展规律等诸多研究领域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参考价值。
这部书的作者常璩,字道将,蜀郡江源县(今四川崇州市一带)人。生平事迹不详,巴氐人李雄、李特在四川一带建立了成汉政权,他曾在这个政权任散骑常侍、掌著作。晋穆帝和三年(公元347年),晋朝派大将桓温西进进攻成汉,他曾劝李势投降,桓温以常璩为参军,随至建康。他的著作除《华阳国志》见存外,其余都佚亡了。
从前的目录书,或者把它列为霸史,或者把它列为伪史,也有归入别名或杂史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列入地方志。根据它叙述古代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三省一市的历史地理情况来看,作为地方志比较合理。
国内学人对《华阳国志》的研究,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史料的引用上。从20世纪初至1979年,对《华阳国志》的研究比较缓慢,因为《华阳国志》自问世至20世纪前的一千六百多年间,竟未出现过一本注释,也没有出现过一部整理研究的专著。也就是说,对《华阳国志》的研究,确切地说是从20世纪开始的,但是前80年的研究速度相对缓慢,而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不多。
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有著名学者朱士嘉对《华阳国志》版本的研究论文《华阳国志版本考略》,有著名学者顾颉刚写于40年代的《<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有姚思廉《<华阳国志><晋书·地理志>互勘》等等。
而这一时期,对《华阳国志》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他着手搜集资料并对《华阳国志》进行校勘、标点、考证、注释、辑佚等一系列工作,并于1961年就完成了初稿。
据《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跋》记载,十年浩劫中,其初稿第一、二稿分别留在川大历史系、川大图书馆。此初稿曾先后经冯汉骥、蒙文通、徐中舒,刘运寿、吕子方各位著名学者的审阅,第三稿经过张秀熟先生的批注。
上海花千坊真正对《华阳国志》的研究和整理取得丰硕成果是从1980年到20世纪末的这20年间,尤其是1984年和1987年,由巴蜀书社出版的刘琳之《华阳国志校注》和上海古籍出版出版的任乃强之《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两部专著相继问世,成为《华阳国志》整理研究工作繁荣兴盛的标志。
特别是《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991年荣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一等奖,1993年又荣获全国首届国家图书奖。
另外还是在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重来之《常璩与<华阳国志>》。进入21世纪,对《华阳国志》整理和研究的专著有2007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汪启铭、赵静合著的《华阳国志译注》以及2008年巴蜀书社出版的由刘重来、徐适端主编的《<华阳国志>研究》,并出现了大量与《华阳国志》有关的学术论文。
除此之外,另有大量硕士生论文以《华阳国志》为题材,不乏见解独到、颇见功力之作。
上海花千坊《华阳国志珍本汇刊》第一次将《华阳国志》历代重要版本以及辑佚、校勘成果加以汇编,并以影印的方式出版,这既便于保存各种珍贵的版本,又有利于今人和后人能够参校各个版本作进一步研究,因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
书末附有《百年<华阳国志>研究论著目录》,将百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华阳国志》论著成果目录按照一定的体例加以编排,为研究者提供方便。该丛书由李勇先、高志刚主编,李勇先撰写《前言》,高志刚作《序》,2014年12月成都时代出版隆重出版。
《尚书·禹贡》称华阳黑水为梁州,所以这部书名为《华阳国志》。这部书叙述蜀汉史实较陈寿《三国志》为详。如诸葛亮平定南中,《三国志·蜀志》仅寥寥数语,而《华阳国志》却有长篇论述。晋代蜀中史事也较他书为详。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对西南地区史多取材于它。可以这样认为,他是研究古代西南各族人民历史、地理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献。
根据文献记载,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吕大防在成都做官时,曾经刊刻过这部书。吕氏刻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他为这书写的序现在还保存下来。南宋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