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唐卡
上海花千坊唐卡的起源学术界观点不一，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唐卡是随佛教由印度传来的绘画形式。由意大利学者杜齐提出。他认为唐卡源于印度古老宗教布画“钵陀”，随佛教传入西藏。钵陀与汉地绘画不同主要在于画布，汉地绘画多为纸和绢，钵陀则以棉布为底，这与唐卡画布一致。此外，唐卡绘画中曼荼罗画为正方形画布、佛像画画布长宽比例为4:3，这都与钵陀相同。
上海花千坊2、由中国学者谢继胜提出，唐卡受中原绘画的影响产生。他在《唐卡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唐卡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并非来自印度，实际上他的发展演变过程从汉唐至宋元的中原汉地卷轴画的形成演变过程相一致，发源于蕃汉交往密切的敦煌，沿着佛教绘画的轨迹，由吐蕃旗幡画演变而成”。
上海花千坊3、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所著的《释迦牟尼·水晶宝镜》书中所载：法王松赞干布用自己的鼻血绘制了一幅吉祥天母女神像，在蔡巴万户长时期，果竹西活佛看到了这幅女神像，将此作为装藏，放在神像里了。此为西藏学术界对于唐卡起源之说。
4、唐卡是由西藏本土宗教苯教布画继承发展而来。苯教僧侣实用便携布画以便传教布道，后被佛教所用。
上海花千坊唐卡被人称为“藏文化百科全书”，其题材内容以宗教为主，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间传说、世俗生活、建筑、医学、天文、历算等领域。
一般可分为，宗教类和非宗教类。
上海花千坊宗教类包括：曼荼罗画、本生、集树会、祖师像、生活传记、诸佛菩萨、本尊护法、空行、罗汉、生死轮回图、西方极乐世界等。
上海花千坊非宗教类包括：历史、传说故事、天文历算、藏医药学等。
其中最常见的是宗教画——佛像，这种唐卡一般中心位置描绘主要人物，从画面上角开始，围绕主体，按顺时针方向与中心人物有关的人物、活动场所或故事布满一周。每幅唐卡画一般描绘了一个较完整的故事，画面的景物随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变化，不受历史、时间、空间的限制。画面人物也不受远近透视关系的影响，构图均衡、丰满、多变。
上海花千坊唐卡最早是受尼泊尔风格的影响 在公元7世纪左右，随着佛教的大量传入，西藏境内大兴建寺修庙之风， 当时寺庙内的壁画、塑像等都由尼泊尔和中国的画家、雕塑家所塑绘， 自此之后到15世纪之前的由尼泊尔和藏族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后人一并称之为尼泊尔画派。之后有在宗喀巴时期的齐岗画派；15世纪兴起的勉唐画派和钦则画派；16世纪兴起的噶玛嘎孜画派等。
上海花千坊尼泊尔画派主要流行于11世纪至13世纪，松赞干布娶了尼泊尔的尺尊公主，随同公主进藏的有尼泊尔艺术家，他们把尼泊尔的艺术风格融入于西藏本地艺术之中，形成了唐卡中的尼泊尔流派。这个流派的绘向以暖色调为主，画面中央的主尊占有很突出的地位，护法诸尊被安排在四周整齐的小方格内，造像较为简单，身段僵硬，着衣少而单薄，饰物沉重感强 。
齐岗画派由雅堆·齐乌岗巴创立，这一田派主要流行于13世纪的卫藏地区，它一方面继承了吐蕃时期和分治时期的绘画神韵，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尼泊尔画风的某些特色，主要在于构图上既继承了尼泊尔画派的构图，又稍有变化。中央的主尊所占有的位置相对减少，在色彩上仍然以暖色为主凋。在背景上，此画派喜欢用卷草纹作为装饰，更为生动细腻地描绘了人物的手指、脚趾等细微之处，也使人物的姿势、服饰等更为流畅、飘逸。
勉唐画派（另译门赤画派、勉塘画派）艺术产生并形成于赞普时代，兴盛于帕竹时代中期至甘丹颇章时代。画派出创始人为勉拉·顿珠嘉措，其传世之作《造像量度如意宝》，详细论述了绘画和雕塑的造像量度，指出了某些书籍在造像量度上出现的错误及由此带来的恶果，阐述了藏画的实践方法。并博采诸长，该画派造像法度精严，与传统的块面表现相比，尤其注重线条的运用，线条工整流畅，色调活泼鲜亮，变化丰富。旧勉唐画派的画风承袭了印度一尼泊尔绘画样式，但在背景处理上加进了带有地方特色的风景和花卉纹饰，线条匀称精到，浅淡施色加金线勾勒。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勉唐画派进入鼎盛时期，优秀画师层出不穷。遗存在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的壁画、唐卡多为勉唐画派画师所绘。西藏绘画发展到新勉唐画派时走向了成熟和繁荣。西藏历代画师经过若干世纪的实践，将早期流行的印度一尼泊尔样式与元以后汉地明清艺术因素的影响融会贯通，逐步形成了藏民族独特的宗教绘画样式。1949年至1966年为一转折期，1966年后开始冷落、沉寂。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地方政府做了不少抢救工作，但其绘画技艺依然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
上海花千坊钦则画派形成于15世纪中叶以后，主要流行于后藏和山南地区，创始人是贡嘎岗堆·钦则钦莫（另译：贡嘎岗堆·钦泽切姆）。钦则钦莫自幼酷爱美术，在传统藏传尼泊尔派绘画的基础上吸收中原汉地、印度等地的绘画技法，创立了画派。钦则画派在构图上保持了印度-尼泊尔绘画传统中主尊像较大的特点，重点突出，周围众小像排列井然有序。但在风景表现中已开始融和汉地绘画的表现程式，逐步形成藏民族绘画语言体系。
据传山南多吉丹寺的壁画即出自钦则钦莫之手。对于勉钦两派，画界历来有“一文一武”之说，勉派尚“文”，钦派尚“武”。比较而言，钦派更擅长绘制怒相神，其面相威严孔武，人物造型丰满圆润，形象稳健而又多跃然舞姿，动中有静、刚柔相济，颇具阳刚之美；色彩表现沉着饱满，善于使用对比色，强烈而跳跃，配色细腻讲究，装饰味很强。钦则派还善于绘制坛城，样式独特，刻画精致绝伦，纹样繁密华丽。
噶玛嘎孜画派又译“嘎玛嘎赤画派”，亦简称“噶孜派”或“嘎赤派”，脱胎于“门孜”画派。流行于藏区东部，以四川省甘孜、德格和西藏昌都为中心，相传在16世纪由南喀扎西活佛创建，以噶玛巴大法会而得名。
上海花千坊噶玛嘎孜画派的风格来源较为复杂，其创派人物南喀扎西活佛以南亚梵式铜佛像为范，深受勉唐派绘画嘎丹夏觉巴·页觉彭德的影响。经与南喀扎西同时期的八世噶玛巴活佛米久多吉总结先师及自己的经验，撰成《线准太阳明镜》，从而奠定了噶孜画派的理论基础。其后，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从一套罗汉丝绢唐卡中发现了汉族界画和青绿山水技法的妙处，开始以工笔重彩绘制唐卡，作品具有浓重的汉族风格，有别于卫藏地区的勉唐、钦则两大画派。在南喀扎西之后，又有两名画师继承了噶孜派画风，一是却吉扎西，以青绿设色著称；一是噶旭噶玛扎西，以独创出新著称。他们与南喀扎西一道，被誉为“噶孜三扎西”。
继“噶孜三扎西”之后，康巴炉霍郎卡杰的微型唐卡堪称一绝，而德格普布泽仁留存在德格印经院的画版几乎成为噶玛嘎孜画派的范本。噶孜画派承传谱系十分明晰，历代名家辈出。派系传承中因地域、师承诸种关系而派生分支，导致风格变化，形成“旧噶孜派”和“新噶孜派”。
上海花千坊新勉画派即新勉唐画派，指五世达赖时期（明泰昌元年至清康熙四年）的藏画师藏巴·曲英嘉措在继承勉唐画派精华、综合噶玛嘎孜画派和钦则画派的部分特点、吸收汉地绘画的某些因素的基础上，开一代新风 [11] ，成为西藏民族绘画的最典型特点就是“标准样式”，即指典范，是近现代西藏佛教绘画的“经典”和“范例”。格鲁教派为进一步巩固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在西藏广建寺院，为完成短时间内广建寺院的任务，新勉派把《度量经》作为制作壁画、唐卡的严格标准，逐步形成了佛教绘画的标准样式。
其风格特点具体表现为：
1、源自勉唐派传承的部分有：造象度量严格，色彩明快，底层色厚涂，粗壮饱满的四肢和脸形，“兰叶描”勾勒衣饰线条，汉族化的民间图案，装饰性的山、石、树、云。
2、融合噶玛嘎孜画派特点的部分是：汉族化的青绿山水、渲染技法中层次丰富细腻、善用灰色表现皮肤。
3、吸收钦则特点的部分为：人物毛发有虚实变化，形象边线的节奏十分丰富。
1、按内容：佛像唐卡、传记唐卡、历史唐卡、神话传说唐卡、教理唐卡、天文唐卡、历算唐卡、藏医药唐卡等。
2、按大小：巨幅唐卡、普通唐卡、小幅唐卡。
3、按材质：
（1）刺绣唐卡。用各色丝线绣成，这种唐卡坚韧耐用，不易毁坏。
（2）缂丝唐卡。用“通经断纬”的方法，用各色纬线在图案需要编织处，用经线交织而成，雕石镂木等具有立体效果。
（3）织锦唐卡。质地多为缎，纬线由各色丝线组成，顺而间错提花织造，形成所需图案、形象、景物。
上海花千坊（4）堆绣，也称贴花唐卡。先将各色彩缎剪成图形（人物、鸟兽、树木、楼阁、花草等），粘贴在唐卡底料上。
（5）绘画唐卡。多是先绘画于纸、布、牛皮、羊皮等上，而后做成唐卡。它的基本绘画形式与壁画无二。后期的绘画唐卡有所发展，有的刻成印板印刷，则可成为“印刷唐卡”了。
上海花千坊（6）珍珠唐卡。珍珠唐卡是唐卡画中的特殊品种，数量极少。西藏山南昌珠寺的度母珍珠唐卡，由上万颗珍珠宝、艺术石串成，造型舒展雅致，十分昂贵。
而手绘唐卡又分为：彩唐（白底，用各种色彩绘制）、金唐（金色背景）、银唐（银色背景）、红唐（红色背景）、黑唐（黑色背景）。
唐卡画师是把唐卡绘画需要的所有颜料分为九类：土、石、水、火、木、草、花、骨和宝石。
上海花千坊属于土的颜料有：白土、南碱、金刚土、红土。
属石类的颜料有：银矿石、黄铜矿石、云母、青金石、铜绿石、朱砂、玳瑁石、赭石等。
属于水类的颜料有：黄丹、桑珠热、蓝靛、铁青靛等。
属于火类的颜料有：墨、砒石、雄黄等。
上海花千坊属于木类的颜料有：红树、金树、桦树、硬树、紫梗等。
属于草类的颜料有：力士草、鸡爪黄连、狼毒草、苋菜等。
属于花类的颜料有：野菊花、桦树花、报春花等。
上海花千坊属于骨类的颜料有：蛤、海螺、龙骨等。
属于宝石类的颜料有：黄金、白银、天珠、珊瑚、绿松石等。
这些纯天然的颜料从色相上也可分类：
上海花千坊白色类：白土、南碱、金刚土、海螺、云母等。
黄色类：砒石、雄黄、力士草、鸡爪黄连、金树、野菊花、桦树皮等
上海花千坊红色类：朱砂、苋菜、红土等。
上海花千坊蓝色类：青金石、蓝靛类、硬树等。
上海花千坊绿色类：铜锈、铜绿石、孔雀石等。
黑色类：锅烟子、煤矿石等。
上海花千坊紫色类：桑珠热、玳瑁石、赭石、紫树等。
所有颜料又从物质属性分为矿物颜料和植物颜料。
上海花千坊矿物颜料常用的有：仁布白土（白）、朱砂（红）、青金石（石青）、孔雀石（石绿）、雄黄/雌黄（黄）、黄丹（橙）。
上海花千坊植物颜料常用有花青色、胭脂色等，植物颜料的制作工艺相比于矿物颜料要简单。首先采集花木或树皮，清洗后浸泡或熬煮，得到不同颜色的汁水后，蒸发制成颜色丸即可。
上海花千坊以佛教内容为题材的唐卡作为供奉物，必须装藏、开光，在唐卡的背面，佛像之首、颈、心口处用红笔写上梵文唵、阿、哞三字，并请喇嘛念经加持，予以开光。许多唐卡的背面有红笔书写的装藏文字，说明这些唐卡在完成以来，已经被寺院或私人清活佛等装藏并开光供奉过。还有一些唐卡虽然没有写上述文字，但是有一个完整的手印或者签章，这些也是开光的形式。藏传佛教信徒相信通过装藏、开光的唐卡佛像与真佛无二，将其供奉和修持，同样能得到佛的加持。
上海花千坊有的唐卡以史实为依据，着重表现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活动。如表现松赞干布生平业绩的历史题材。其中以讴歌藏汉民族友谊的作品，如文成公主进藏故事，都会绘在寺庙醒目的位置。画面通过使唐求婚、五难婚使、公主进藏等情景，描绘了贞观15年唐蕃联姻的历史事件。大昭寺、布达拉宫中的欢庆图，再现了文成公主驾抵逻娑时，吐蕃人民以节日盛装、载歌载舞的欢迎场面。布达拉宫红司西平措大殿中，一幅五世朝见顺治图，记述的是公元1652年五世赴京、觐见、游乐等各项活动和欢迎盛况。
上海花千坊唐卡的起源和发展兴衰与藏传佛教息息相关，这门绘画艺术的兴起和发展暗合了印度佛教传入西藏，当时藏区，游牧生活还是许多地区的主要生产方式，仅靠固定的寺庙，无法满足众多迁徙不定的信徒宗教生活需要的。于是唐卡这种主要以卷轴画形式出现的艺术，满足了信徒的宗教生活需要，成为他们可以随身携带的崇拜物。唐卡这门绘画艺术因此应运而生蓬勃发展起来。有人又针对唐卡便于携带的特点，把它称之为“可以流动的壁画”。最终形成“藏族寺院是佛画艺术的殿堂”这种局面。唐卡的繁荣有赖于藏传佛教的兴盛。
上海花千坊从唐卡的使用功能上讲，这种艺术形式，也主要是服务于宗教生活的。寺院是藏族宗教文化的中心，多数的唐卡，特别是一些名品佳作，主要聚积在寺院。其主要的功能是悬挂后供信徒顶礼膜拜，满足他们的宗教生活需要。民间留存的唐卡，也主要用于佛教教徒布置自己的经堂、佛龛。
上海花千坊虽然唐卡的历史悠久，但唐卡真正进入收藏市场的时间并不长。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刚刚兴起时，唐卡的价格一般也就两三百元。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起，藏传佛教艺术品进入收藏市场后，唐卡收藏市场就开始升温，很多唐卡的价格突破了千元。从2006年起，因为唐卡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收藏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升温态势，基本上每年价格翻倍。虽然在中国唐卡价格越来越高，但与国外相比不仅价格整体偏低，而且仍属于小众收藏。
明清唐卡在200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拍卖市场，当时的拍卖成交价一般在1万元左右。2008年时，一件明正德“药师佛像图”唐卡就以1540万元创下唐卡拍卖纪录。2014年11月26日，上海龙美术馆馆主刘益谦以3.1亿港元拍下被称之为“唐卡之王”的“明永乐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此物始流入西方，并于1977年首次出现于伦敦佳士得拍卖中，以7000英镑拍卖给一位印度收藏家，随后又经1994年100万美元易手。在2002香港佳士得的拍卖上，当时创下3087万港元新记录。
木雕唐卡：以嘎赤、勉萨唐卡作为风格基调，以东阳木雕作为技法基础，以明永乐、宣德时期宫廷藏传佛教艺术趣味作为追求标准，精选德格印经院刊刻版画为范本，参以故宫、布达拉宫等传世彩绘唐卡，严格遵循量度比例，转换质材，推陈出新，实现了平面唐卡的立体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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