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29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
上海花千坊《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跟。《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3年~公元54年)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22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作。
上海花千坊工作开始几年,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班固“私作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让后人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训,并无毁谤朝廷之意。后来班固无罪开释,汉明帝赐给了班家一些钱财,帮助他们写下去。
汉明帝颇赏识班固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秩俸为六百石,后转迁为郎。当时兰台令史傅毅是他的同事,二人皆以文闻名,班固与弟班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此即“文人相轻”的典故。班固又奉诏完成其父所著书。
上海花千坊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兵伐匈奴,班固随其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事,大破匈奴后,勒石燕然山的铭文,即出自班固手笔。
上海花千坊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洛阳令种竞被班固的家奴醉骂,怀恨未忘。汉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牵连而被免官职,种竞利用窦宪事败之机,逮捕班固,日加笞辱。班固死在狱中,年六十一岁。此时所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上海花千坊班固著《汉书》未完成而卒,汉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所存资料,续写班固遗作,然八表完成,班昭便卒。同郡的马续是班昭的门生,博览古今,汉和帝召其补成剩下的“天文志”。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东汉历史学家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卒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岁。班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著有《白虎通德论》六卷,《汉书》一百二十卷,《集》十七卷。
上海花千坊班固死后,《汉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于是汉和帝刘肇命班固的妹妹班昭补写“八表”,而马续补写《天文志》。
上海花千坊班昭(约45年-约117年),又名姬,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儒客大家。史学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十四岁嫁同郡曹世叔为妻,故后世亦称“曹大家”。
马续,字季则,生卒年不详,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伏波将军马援侄孙,将作大匠马严第七子,著名经学家马融之弟,东汉将领。
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上海花千坊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
上海花千坊《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刑法志》系统地叙述了国家律令,为研究我国律法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上海花千坊《地理志》记录了当时行政区划、户口,物产、经济、民情等内容。
《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流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上海花千坊《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而来,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后人非常推崇,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封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朝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
上海花千坊《汉书》史料来源,武帝前为《史记》。后一为其父书,二为各家所续《史记》,三为其它记载。
《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
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
上海花千坊另外,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窥管》及《汉书补注补正》,都可以参考阅读。
《读汉书杂志》(清朝·王念孙),《汉书注校补》(清朝·周寿昌),长于音训和文义。《汉书疏证》(清朝·沈钦韩),《汉书辨疑》(清朝·钱大昭),《汉书管见》(清朝·朱一新),《汉书琐言》(清朝·沈家本),精于考证,训诂和校勘也颇有可取。《汉书窥管》(民国·杨树达),长于训诂校勘。
上海花千坊《汉书新证》(现代·陈直),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出土的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上海花千坊此外,金少英的《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的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等人的观点,采摭均有未备。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的《校书八表》、梁玉绳的《人表考》、杨守敬的《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宋代王应麟作《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对三百八十多种图书进行了详细考订,“所考证者,汉书著记即起居注,家语非今家语,邓析子非子产所杀、庄忽奇严助之驳文,逢门即逄蒙之类,不过三五条而止”,又收未录之书二十七种,“《易》类增《连山》、《归藏》、《子夏易传》;《诗》类增《元王诗》;《礼》类增《大戴礼》、《小戴礼》、《王制》、《汉仪》;《乐》类增《乐经》、《乐元语》;《春秋类》增《冥氏春秋》;道家增《老子指归》、《素王妙论》;法家增《汉律》、《汉令》;纵横家增《鬼谷子》;天文增《夏氏日月传》、《甘氏岁星经》、《石氏星经》、《巫咸五星占》、《周髀》、《星传》……”,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汉书艺文志》的学术著作。王应麟认为《汉书·艺文志》中将于长《天下忠臣》归入“阴阳家”是不恰当的,又考定皇甫谧所云《伊尹汤液》即《汉书·艺文志》之《汤液经法》。又如:“老子指归不著录隋志:十一卷,严遵撰。列子释文云:遵,字君平,作指归十四篇,演解五千文。”清人姚振宗又作《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补书三十四种。
上海花千坊《汉书》这部史学巨著,分为纪12篇,主要记载西汉帝王的事迹;表8篇,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等;志10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各种社会现象;传70篇,主要记载各类人物的生平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
班固作《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所不同的是《史记》有“世家”,《汉书》没有;《史记》记载典章制度的部分叫作“书”,《汉书》改称“志”。
《史记》贯通古今,不以朝代为限,所以叫通史。《汉书》纪传所记的都是西汉一代的史实,所以叫断代史。
上海花千坊断代为史始于班固,以后列朝的所谓“正史”都沿袭《汉书》的体裁,正如刘知几所说“自尔讫今,无改斯道”了。可见,其史学地位之重要。
《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开创断代史体例
首先,《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叙史方法,体例为后世沿袭。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本位政体,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则合乎作者的心理,因为前朝已灭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历朝官修“正史”均以断代为史。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学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其次,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
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汉书》继承了纪传体优点,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的体例。
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
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
《汉书》十“志”中,《食货志》为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有系统地叙述了秦
汉水利建设;《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礼乐志》、《郊祀志》、《刑法志》分别记载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五行志》、《天文志》和《律历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艺文志》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极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
确立书志体
上海花千坊十“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汉化部分更为详细。书志体始创于《史记》,《汉书》加以发展,后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汉书》十“志”为依归。书志体也成为后世典章制度史的编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
开创目录学
在《艺文志》中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加以论述,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为人们研究上古至西汉末年旳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及学术文化史。
保存重要的历史文献
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十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
上海花千坊班固生活的时代,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统思想。
上海花千坊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上海花千坊《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汉书》的版本很多,唐朝以前的版本多已佚失。
上海花千坊清朝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印了“殿本”,又称“武英殿本”。
上海花千坊清朝同治年间,清政府又刊印了“局本”。
清朝刊印的“殿本”和“局本”都是《汉书》较好的版本。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刊印的“百衲本”,系影印北宋时期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错误,是《汉书》的善本。
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铅印本(共十二册),是经过了专家学者的精校,又为之标点,读起来更为方便,是如今的通行本。
颜师古注《汉书》是集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