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昌博物馆怎么样

新昌博物馆是一座集收藏研究、展示传播、宣传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总面积3400平方米，2014年12月25日正式开放。博物馆基本陈列厅面积500平方米，借鉴了苏州古典园林的设计理念，通过迂回曲折的空间划分，移步换景的艺术手法，采用假窗、假天井、假楼阁、碑石、场景等虚实相间的景观艺术效果，使有限的空间曲折多变、小中见大，散发出古、秀、精、雅的气息。

上海花千坊博物馆整个基本陈列以序厅及五个文化区域来展现新昌的历史文化。序厅由前言、标题墙、地面文物分布图和历史沿革表等组成。标题墙背景图为简笔立体勾线的天姥山景，并一目了然地突显了“梦游天姥——新昌历史文化陈列”的标题。天姥山在历史上是一座文化名山，早在两晋时期就已名满天下。特别在唐代，文人雅士或隐或游，留下了大量吟咏诗文，使天姥山成为令人无限向往的神仙境地。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一生入新昌三次。尤其是第二次之前，他刚刚经历了奉召入京又被唐玄宗以“赐金还山”形式体面变相放逐的遭遇，遂写下了千古绝唱《梦游天姥吟留别》，用无比浪漫绮丽的笔调描绘了梦中游历天姥山的情景。基本陈列的标题便是借诗而来，直接把参观者带入当年新昌灿烂瑰丽的文明中。

穿过序厅，进入展厅，整个展览由“早期文化”、“佛道文化”、“唐诗文化”、“茶道文化”和“儒学文化”等五大文化区域构成，展陈文物255件。展览不按照通史的传统方式而以文化分类划分，采用多层、错层式陈列手法，把文物融入各大文化区域，既能够展现视觉上的立体美感，又能体现文物的丰富，更能侧面证实新昌文化的发达，达到以文物佐证文化，以文化烘托文物，淋漓尽致展现新昌人文历史的效果。

展厅展馆

上海花千坊“早期文化”部分的总标题为“云起沃洲”，由“曙光初照”、“早期交融”、“名士雅集”、“伐木开径”四个单元组成。通过原始人类的生活场景及拔茅、儒岙、小将、镜岭等本地出土的石刀石斧，观众们可以了解到新昌的人类活动足迹可追溯到至少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东汉末年，大批中原士族避乱南下，移民逐渐取代了较早的土著居民山越人而成为本地的主要居民。从《地下文物点分布图》可看出，澄潭江、新昌江、黄泽江三江两岸特别是新昌江中下游，六朝墓葬点密集，是早期先民的居住区，也是新昌文化的发祥地。《新昌县百姓氏族表》、《新昌县村落发展史表》及展陈的众多汉代出土文物证明了新昌在汉代就有建村的历史。新昌曾有谚语：“先有南洲丁，后有新昌城”。所谓“南洲丁”指的是新昌小将镇南洲村的始祖丁崇仁。东汉晚期，丁崇仁在剡县当县令（当时嵊州、新昌合称剡县，县城设在嵊州地界），三年后为避“党祸”到南洲隐居，成为文字记录中新昌较早的村落，要远早于新昌建城。此外，大量两晋时期的文物和文字史料证明，这里曾经是《世说新语》中“雪夜访戴”、“买山而隐”、“养马放鹤”等风雅事的发生地，也是影响力辐射全国的文化高地。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带领数百家丁自始宁南山（今嵊州三界）至临海“伐木开径”的场景与地图，更是展现了一条贯穿新昌境内，被后来无数文人墨客踏歌而行、反复吟唱的著名古驿道。

总标题为“佛道并传”的“佛道文化”部分分为“佛学之宗”和“道教之兴”两个单元。魏晋时期，因兵祸连结、社会动荡，士族中兴起一股追慕山水、归隐林泉的风气。而新昌境内名山簇拥、风景秀丽，是避乱归隐的好地方，吸引了大批高僧名士聚集，也促进了此地佛教、道教及名士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特别是高僧与名士们醉心清谈，玄礼共修，开启了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道路，兴起了大乘般若学。大乘般若学分六家七宗，五家在新昌产生，其代表人物也长期在新昌栖居。因佛门巨擘竺潜和支遁，新昌成为了当时全国的佛教中心。营建于1500多年前，历经三代高僧费时三十多年，被誉为江南第一大佛的石弥勒造像及千佛石窟齐梁造像的图片与场景、佛教文物展示、佛教历史的文字说明等，引导观众去细细感受新昌的佛教文化。

除了深厚的佛教文化外，新昌的道教文化也相当发达。这里有道教洞天福地中的三福地一洞天，是《搜神记》、《幽明录》中流传很广的神仙传说“刘阮遇仙”的发生地，也是庄子笔下“任公子钓鳌”故事的发生地。据《琅邪王氏宗谱》记载，素奉五斗米道的书圣王羲之辞官后就归隐于新昌，在新昌鼓山建紫芝庵修道炼丹，在王罕岭创建金庭道院并卒葬于此。像葛洪、褚伯玉、顾欢、孙韬、司马承祯、吴筠、贺知章等大批著名道家人物都曾涉足新昌。刻有八卦铭文及神兽的铜镜，寓意长生不老的龟鹤摆件等带有浓郁道教色彩的文物和详实丰富的文字资料，皆反映了新昌弥漫的神仙思想和道教文化。

“唐诗文化”部分的总标题是“唐诗之路”，由“梦回大唐”和“诗路游吟”两个单元组成，并借助“天姥绝唱”的场景展现了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描述的如梦如幻意境。烟霞明灭、高入云霓的天姥山成了李白排遣官场失意、寄托满腹豪情之处，足以显现天姥山作为文化名山在唐代文人心中的地位。而“唐诗之路”路线图能让观众怀着无限的想象，去追寻唐代文人雅士一路风情一路诗的足迹，直观感受到新昌境内是整条“唐诗之路”的精华地段。唐代451位诗人所作的1500多首唐诗（占《全唐诗》的1/5）证明，唐代诗坛上的杰出人物几乎都曾吟游此地，彰显了新昌唐诗文化的璀璨。一大长条通柜的本地出土唐代文物工艺精、品相好，是唐代时期新昌文明高度发达的象征。循环播放的中央台专题片《唐诗之路》充分诠释了新昌唐诗文化的厚重。

“茶道之源”“茶道文化”部分分为“茶道溯源”和“茶道创世”两大单元。新昌旧称剡东，自古盛产名茶“剡茶”，历代诗词中常有提及。两晋时期，十八高僧在剡东品茗悟禅，兴起“佛茶之风”。长居于此的支遁大师当年兴建了沃洲精舍，开凿了“支公泉”，被誉为“佛茶之祖”。“支公茶风”影响深远。区域所陈列的一尊仿铜雕就是“佛茶之祖”支遁的造像。铜雕背后的五代名画“神骏图”描绘了《世说新语》中记载的支遁养马的故事。故事发生地新昌沃洲至今尚有“支遁岭”、“养马坡”等遗迹。除了“佛茶之风”外，新昌还是“道茶文化”、“儒茶文化”的发祥地。唐代时，首提“茶道”一说的高僧皎然、被尊为“茶圣”的陆羽和著名女道士李季兰关系非同寻常。一僧、一儒、一道共同在佛道圣地、唐诗之路、神话仙境的剡东创造了唐代茶道的格局。大量唐代之前的早期茶器，唐代时适合喝煮茶的青瓷茶碗，宋代因盛行斗茶而流行的黑釉茶盏等典型茶器证明了新昌茶文化的历史久远。

“儒风之盛”儒学文化部分展示了五代梁开平二年（908）新昌建县之后的历史文化，以及宋、明、清时期的文物陈列。宋代是新昌自两晋、唐代之后的又一个文化高峰，兴办私塾、书院和读书之风大盛，名儒辈出。入口处省级文保单位鼓山书院的场景显示了这座宋代著名书院对于新昌读书之风形成的重要性。宋代时，小小的新昌出了128名进士、5名状元，为全国输送了不少人才。这一切与新昌的第一所书院“鼓山书院”密不可分，更与新昌的石氏家族有很大关系。新昌石氏是名满江南的显赫家族，有“同朝十学士，六部五尚书；一门三状元，四代九御史”的荣耀，曾被陆游夸赞“浙东右族，石氏为大”。石氏家族除了刚正不阿外（曾弹劾蔡京、秦桧）还重视教育，为乡里建了第一所义塾、第一家书院，延请关系密切的理学大家、教育家程颢、朱熹等各地大家来书院讲学，为新昌培育了大批人才，倡导了很好的学风。展厅中众多本地出土的文房用品就是对宋代儒风之盛的佐证——如独立柜中陈列的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南宋鹿钮冻石章就把冻石章的历史从元代王冕开始、至明代才盛行的历史往前推进了将近两百年。该印文作为南宋印风的代表被编入《中国印章艺术史》和《中国篆刻学》，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到了明代，新昌耕读传家之风依然长盛不衰，先后出了三位尚书，两位加太子太保（从一品）。明代汉白玉神道圣旨碑复制品让参观者强烈感受到明代时新昌的宋代儒风影响，相应展柜中展出的羊脂白玉腰带、象牙朝板等尚书墓出土文物，征集的封诰命圣旨以及其他明清时期出土文物，证明了当时新昌的人文荟萃。

上海花千坊从距今四、五千年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到清代文物，新昌博物馆基本陈列所展陈的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段历史，就像是新昌的记忆库。在这里可以循迹探寻到佛宗、道源、诗路，可以睹物渲染到士气儒风，可以展现新昌厚重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自对外开放以来成为了当地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建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