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花千坊大报恩寺位于南京中华门外雨花路东侧秦淮河畔长干里,范围东起今晨光机器厂,西至雨花路,南达雨花台,北抵秦淮河边,周围9里13步。
大报恩寺山门朝西,建筑布局总体上可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寺庙中重要的宗教性建筑皆分布于北区;而为寺院配套的附属建筑皆位于南区,两者之间以院墙相隔。大报恩寺北区的建筑排列极为有序。沿着中轴线依次设置山门(金刚殿)—香水河桥—天王殿—大殿—琉璃塔—观音殿—法堂等核心建筑;在中轴线两侧还根据需要设置了御碑亭、钟楼、祖师殿、伽蓝殿等建筑。
大报恩寺及其琉璃宝塔的建筑极其精美,集明代以前中国建筑艺术精华于一身,下墙、石坛及栏杆,都用汉白玉石砌成,雕镂得非常别致。大殿非礼部祠祭,终年封闭。明初诏刻大藏,别置藏经殿,贮南藏经板全部。门框饰有狮子、白象、飞羊等佛教题材的五色琉璃砖。刹顶镶嵌金银珠宝。角梁下悬挂风铃152个,日夜作响,声闻数里。自建成之日起就点燃长明塔灯140盏,每天耗油64斤,金碧辉煌,昼夜通明。塔内壁布满佛龛。该塔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明清时代,一些欧洲商人、游客和传教士来到南京,称之为“南京瓷塔”,将它与罗马斗兽场、亚历山大地下陵墓、比萨斜塔相媲美,称之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是当时中国的象征。
香水河桥为石拱桥,桥面总宽745厘米,通厚65厘米,七层,砌筑于石板桥底上。
在香水河桥和天王殿之间,沿着中轴线,发现了以长方形青石板铺砌的主干道。路面宽255厘米,残长23.75米,厚16-20厘米。
天王殿为带有前廊与月台的五开间、三进深的大型建筑,整体呈“双凸字形”。它座落于夯土台基之上。
大报恩寺大殿俗称硕妃殿,其中供奉有硕妃的碑位,每年由礼部按时祭祀,除此之外终年封闭,不许人进入。
上海花千坊大殿位于北区正中心的位置。底部设置大型夯土台基,残存的高度约为5.2米。外围围绕一周宽度约为1.2米的基槽。殿内共发现两排6个大型石柱础。据文献记载,该殿“高七丈一尺五寸、深十一丈四尺三寸、长十六丈七尺五寸”,按照现代尺寸换算就是高22.67米、深36.23米、长53.1米,其长宽数据与我们此次发掘的实际状况基本吻合。
塔基位于大殿之后,与大殿皆位于大报恩寺遗址北区的中轴线上,距离大殿东侧基槽12米。平面呈正八边形,最大对径约为25米。从外至内分为五层结构,中心部为地宫,圆形地宫直径2.2米。地宫未遭盗掘,保存较好。
观音殿位于塔基东侧,为夯土台基式建筑。为三开间三进深的高台式建筑。
法堂位于北区中轴线最东端,为夯土台基式建筑。为一三进深的建筑。
御碑亭基址共两座,分处中轴线南北两侧,南部为永乐所立御碑。北部为宣德年间所立御碑。
上海花千坊位于大殿后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建造于永乐十年(1412年),宣德三年(1428年)竣工,九层八面,高达78.2米,甚至数十里外长江上也可望见。塔身白瓷贴面,拱门琉璃门券。底层建有回廊(即宋代的“副阶周匝”)。塔室为方形,塔檐、斗拱、平坐、栏杆饰有狮子、白象、飞羊等佛教题材的五色琉璃砖。由于各层传递,所以使用的砖瓦尺寸不一。
建造大报恩寺花了17年时间,而同时期工程量数倍于它的北京紫禁城,用时不过3年半。大报恩寺工程如此费时,主要因为琉璃塔的建设难度极大,不得不屡屡延期。据后人估算,仅修建琉璃塔一项所耗用的钱粮,折合白银就高达248万余两。
明成祖朱棣给琉璃塔御赐了“第一塔”的塔名,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三绝”:
第一绝:上海花千坊巨构殊形,高耸云日。琉璃塔为八边形,共9层,通高78.02米,相当于26层楼房的高度。
上海花千坊琉璃塔顶部是用纯金制成的宝珠,直径约为4米,据说重达2000余两,每层的檐角下都悬挂铜制的风铃,从上至下共152只,即使在轻轻的微风之中,清脆的铃声也可声闻数里。9层内外共设篝灯146盏,每盏芯粗1寸左右。
第二绝:通体琉璃,独步古今。琉璃塔的主体为砖砌,除了塔顶有一根“管心木”之外,整个建筑当中“不施寸木”。其内、外表层全部用各种造型、各种颜色的琉璃构件榫合而成。这种独特的装饰艺术让琉璃塔赢得了“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的美誉。
上海花千坊琉璃塔所用的各种琉璃构件几乎每件的形状、尺寸、颜色和纹饰都有差异,因而制作和烧制极为不易。这是琉璃塔建设时间长达17年的重要原因。据史书记载,建造此塔烧制的琉璃瓦、琉璃构件和白瓷砖,都是一式三份,建塔用去一份,其余两份编号埋入地下,以备有缺损时,上报工部,照号配件修补。建国以后,南京的窑岗村、眼香庙一带,先后出土过大量的与琉璃塔有关的琉璃构件,背后大都有墨书的编号和标记,证明了历史记载的可靠。
第三绝:长夜深沉,佛灯永明。每当暮色来临之时,琉璃塔上就会点燃144盏如火炬般明亮的油灯,彻夜不熄。无论是月落星稀的傍晚,还是风雨如注的黑夜,无论是在钟山脚下的丛林之中,还是大江之上的渔舟之内,人们都能够看见这座高塔上永不熄灭的灯光。
九层琉璃塔的每一面墙壁之上,都有2扇窗户,共计144扇。这些窗户全部用磨制得极薄的蚌壳进行封闭,144盏油灯就分别安置在窗户之内。这些蚌壳制成的窗罩名叫“明瓦”,是平板玻璃引进之前中国较好的建筑采光材料。自宣德三年琉璃塔建成之日起,大报恩寺就安排了100名僧人轮流值班,负责给油灯添油、剪芯,擦拭明瓦,确保夜夜塔灯通明。在琉璃塔旁边,建造了一座油库,用于储存燃灯所需的灯油。根据一份明代官员向皇帝提交的账单记载,琉璃塔上每盏油灯每夜所需的灯油为六两四钱,整个琉璃塔每月所耗用的灯油总量为1530斤。
上海花千坊地宫为圆形竖井式,从原始山体中垂直下挖而成。地宫之内,从上至下以一层石块,一层夯土的方式有规律的填充、夯筑,共39层。在距离地表4.2米处,发现一块边长约0.9米、厚约0.25米的方形覆石,位于地宫中心。覆石提取后,其下露出了方柱状的石函。石函高度达1.5米,边长0.72米,由上部盖板、底部垫板和四周四块壁板拼合而成。其中北壁石板镌刻长篇铭文,题为“金陵长干寺真身塔藏舍利石函记”,介绍了大中祥符四年,金陵长干寺住持演化大师可政和守滑州助教王文等人,得到宋真宗的允许,修建九层宝塔之事,塔高“二百尺”,而塔内地宫中藏有“感应舍利十颗,并佛顶真骨,洎诸圣舍利,内用金棺,周以银椁,并七宝造成阿育王塔,以铁函安置”。考古所见与碑文的记载完全一致。在石函内发现有一座铁函,高1.3米、宽0.5米。铁函顶部放置大量的铜钱,以及水晶球、玛瑙珠、串珠、鎏金银凤等供养器物。在石函下,还有一个小型埋藏坑,其内出土白瓷、青瓷碗各1件,青瓷壶1件。地宫从现存地表开口至埋藏坑底部共深达6.74米。
票价:80元/人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享受免票的游客,可免费入园参观;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享受半价的游客,在此期间可享受折上折的优惠。景区同时向所有游客推出120元购买全年年卡的活动。
地铁:上海花千坊可乘坐南京地铁1号线至中华门站,沿应天大街向东步行约400米至雨花路可到;或乘坐南京地铁3号线至武定门站,沿养虎巷、扫帚巷到达。
公交:上海花千坊乘坐公交2路、16路、49路、63路、202路、701路、706路、Y2路、Y14路、Y20路等10条公交线路至“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建初寺)”站(即原“雨花路”站)可至。
自驾:自驾游客请将车辆停在雨花路西侧指定停车场。
大报恩寺是南京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千余年间,屡废屡建,寺名亦屡屡更易,大报恩寺塔立于南朝寺庙发祥地和江南佛教中心。
上海花千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这两句诗中“四百八十寺”的起源就是大报恩寺,大报恩寺的历史从孙吴开始,历经各朝,有过长干寺、天禧寺等名字,大报恩寺塔的前身则是阿育王塔。
东吴赤乌年间(238─250年),孙权建建初寺及阿育王塔,为江南塔寺之始,有“江南第一寺”之称,是继洛阳白马寺之后的中国第二座寺庙,也是中国南方地区的首座寺庙。经过考证,阿育王塔约建于东汉献帝的兴平年间(194─195年),是南京古老的佛塔,也是中国较早的佛塔之一。建塔者极有可能是秣陵人符融,他曾任徐州刺史陶谦麾下之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官,并以漕运所得经费建庙盖塔。符融早见于正史的中国阁楼式佛塔的创始者,后退守故里秣陵,为孙策攻灭。
上海花千坊东吴赤乌十年(247年)东吴大帝孙权为康居国僧人会在长干里修建建初寺和阿育王塔,成为江南塔寺之始。
晋太康年间(280─289年)复建,名长干寺;南朝陈为报恩寺,宋改天禧寺,建圣感塔;元改慈恩旌忠教寺。
建德六年(578年),齐地佛门遭劫。闻率僧众四十余循海路奔建康。辄遇大风波,楫折船沉。忽现巨龟,负众僧出水,须臾抵建康。闻口称南无阿弥陀佛。龟对曰:师父曾记否,吾乃海曲放生池之老龟也。闻恍然大悟。奏闻宣帝,帝大悦,敕建报恩寺,香火祀之。
唐朝年间,“慧闻者,齐渤海人也。幼年向佛,十二入寺,十六受戒。苦修《大智度论》、《中论》,树“一心三观”,启天台之源。所入法门,非世可知。学者仰之,以为履地戴天,莫知高厚。又以悯寺所得榇施,买海曲溪石梁为放生池,佛法广播于江北。”
北宋端拱元年(988年),僧可政得唐三藏玄奘大师顶骨舍利,于长干寺建塔瘗藏;宋天禧元年(1017年),重修后的长干寺改称天禧寺,寺塔易名“圣感”;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诏改天禧寺为“元兴慈恩旌忠教寺”,改塔名为“慈恩塔”。
上海花千坊明永乐六年(1408年)毁于火,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朱棣敕工部于原址重建,明成祖以纪念明太祖和马皇后为名,命工部于此重建大报恩寺及九层琉璃宝塔,按照宫阙规制,征集天下夫役工匠十万余人,费用计钱粮银二百五十万两、金钱百万,历时十九年始完工。“依大内图武,造九级五色琉璃塔,曰第一塔,寺曰大报恩寺”。
大报恩寺的修造,由郑和等人担任监工官。大报恩寺在永乐、宣德年间建造,正值郑和率领下西洋船队多次远洋海外之时,因而,郑和对这项工程难以全力照顾,工程进展缓慢,弊端展现。为此,1428年(宣德三年),明宣宗朱瞻基特下御敕,要此时已出洋回国任南京守备的郑和“即将未完处,用心提督”,限期完工。竣工以后,郑和还特其从海外带回的“五谷树”、“婆罗树”等奇花异木种植在寺内。
上海花千坊明代初年至清代前期,大报恩寺琉璃宝塔作为中国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被称为“天下第一塔”,更有“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之誉,是当时中外人士游历金陵的必到之处。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遭雷火袭击,天王殿,大殿、观音殿、画廓一百四十余间焚为灰烬;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塔心木腐朽,塔顶倾斜,僧人洪恩募捐银数千两使之得以重修。
上海花千坊清顺治十八年以后,内府及地方均有拨款修缮记载。最后一次是1802年(清嘉庆七年)修复竣工后,绘塔图并附志。
咸丰四年(1854年),大报恩寺塔被毁,关于被毁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清军攻克雨花台后,太平军为防清军占据大报恩寺对城内造成威胁,太平军先下手为强,遂“用火药轰之,复挖空塔座下基地,数日塔倒,寺遭焚毁”。另一说则是1856年,正逢天京之变,北王韦昌辉因为担心翼王石达开占领城外的琉璃塔,架炮攻击城内,派兵一面在塔下挖地道引爆炸药,一面用火炮直接轰击塔身,最终使琉璃塔化作一堆瓦砾,而大报恩寺的其他建筑也被由此引发的大火全部烧毁。也有人认为是曾国藩下令炸毁的。
清同治四年(1865年),江宁机器制造局就大报恩寺遗址坡下菜地造住房十二间,工作间八十余间,廊五十余间,寺院遗址渐被蚕食瓜分。
上海花千坊1958年,在眼香庙、芙蓉山、窑岗村一带出土的大批琉璃构件上多带有墨书的字号标记。构件现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和南京市博物馆。
上海花千坊2004年后,南京市开始筹划复建事宜,2007年,大报恩寺遗址公园正式启动建设。
2008年8月7日,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出土的铁函中发现了七宝阿育王塔等一系列世界级文物与圣物,内藏“佛顶真骨”。
上海花千坊2010年,大报恩寺重建工程被列为南京市2010年城市建设“十六个重大项目”之一,同年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向该工程捐赠10亿元人民币。
2010年6月12日,南京大报恩寺佛顶骨舍利盛世重光系列活动在栖霞寺隆重举行,佛顶骨舍利在栖霞寺法堂供奉的一个月里,有近20万人前往瞻礼。
2011年6月,被评为“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2年4月25日,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在香港开幕,大报恩寺出土的佛顶骨舍利从发现地南京迎请来到了香港。
上海花千坊2012年11月,大报恩寺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项目遗产点之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13年5月,大报恩寺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花千坊2014年3月,大报恩寺轻质保护塔主体完工,该塔共有9层,由轻钢结构和玻璃筑成,外立面由玻璃幕墙组成。
上海花千坊2015年12月16日上午10点18分,大报恩寺遗址公园举行开园仪式。12月17日,大报恩寺遗址公园正式开放。
南京佛教文化之昌盛,在中国各大古都中罕有可比。南京有着二千年的佛教文化积淀,自古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说,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当时佛教的十大宗派在寺内都设有讲座,供僧徒任意选修;并雕版印刷了号称“南藏”的大部头佛经六百三十七函五千余卷收藏于寺内。
上海花千坊长干寺地宫是中国发现较深的地宫,出土的铁函是中国发现的较大瘗藏舍利铁函,铁函中七宝阿育王塔是中国发现的较大的实物塔。当年陕西法门寺出土了4枚舍利,一下就成了佛教圣地,如今南京出土了佛顶真骨,其影响可想而知。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曾称南京是“佛教学术的中心”,如今南京成为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无可非议。
上海花千坊经版雕刻于大报恩寺并在该寺长期保存、印刷流传的《永乐南藏》,影响较大。自永乐十八年(1420)《永乐南藏》雕成以后,一直到清康熙年间,大报恩寺一直承担着中国绝大部分寺庙的印经任务,是中国佛经流通的绝对中心。《永乐南藏》到底印了多少部,已难以统计,不过,仅郑和就曾先后印造过10部《大藏经》,遍舍天下名刹。
大报恩寺是明清中国佛经流通的中心,汉文佛教大藏经,是汉文佛典的总集。大藏经的编撰、雕刻、印刷,一直被视作是至高无上、功德无量的盛事。在明清出现的5部大藏经(其中官刻4部、民刻1部)中,有3部官刻与大报恩寺及其前身天禧寺有关。其中直接相关的为《初刻南藏》(以前称《洪武南藏》)、《永乐南藏》。而在北京雕刻的《永乐北藏》,不仅以《永乐南藏》为范本,而且其主持者有不少是来自大报恩寺。
上海花千坊南京大报恩寺作为中国古典建筑文化的典范,是中国经过考古发掘揭露面积较大的寺院遗址,为研究明代皇家寺院的规制、布局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在塔基中发现了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长干寺地宫,出土了以佛顶真骨为核心(碑文记载由印度高僧施护携带来华)、以七宝阿育王塔为代表的一大批佛教珍贵文物,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轰动。
这些重大发现对于研究宋代佛塔地官的建造、舍利瘗藏制度,中西佛教的传播与交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发掘还在塔基周围发现搭建“鹰架”的线索,揭示了明代宝塔的建筑方法,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