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湖钹子书

简介

平湖钹子书 又称“说因果”，曾称“农民书”，1956年定名“平湖钹子书”。据《松江县志》记载，形成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道光末年传入浙江平湖县，衍变为浙江省独有的传统曲艺曲种。有说有唱，分“开篇”和“正书”两类。用吴语平湖口音说唱，唱词通俗生动。曲调节奏明快，有长调、慢调、急调、哭调之分，具有简练、纯补的地方特色。传统曲目均为一人表演。“钹子”（行话称‘响子’）为民乐打击乐器中之小钹的单面及一根竹筷，演唱者自行击节伴奏。传统曲目有《田十景》、《八窍珠》等一百余本（篇）。现能唱传统长篇曲目的老艺人仅存一、两人，并年近古稀，民间职业艺人甚少。

历史

简介

上海花千坊平湖钹子书是浙江省著名的传统曲艺形式，自明代万历年间产生，至今已历四百多年。原名“说因果”，长时间在室外“立白地”演唱，后来有了中长篇书目，逐步进入堂馆茶室。建国前后，主要是在城乡茶室演出，欣赏对象以农民为主，故更名“农民书”。1958年，正式定名为平湖钹子书，列为浙江省地方曲种。

上海花千坊在平湖、松江一带城乡，流行着一种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传统戏曲艺术，名谓“说因果‘，因艺人在演唱时，左手执一钹子，右手持一竹签敲击，作伴奏乐器，故在解放后必称“钹子书”。“说因果”的开山祖师名范昶。抗日战争以前，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城隍庙内的偏殿上，有地尊头戴方巾、身穿海青，一手执钹子，一手握折扇，这便是他的偶像。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为祖师范昶的生日，平湖、松江地区的说因果艺人都要到此聚会祭祀。究其原故，确有平历，这里还涉及到松江名宦董其昌强占民女，被子民抄董宦的一段传说。

明朝时期

上海花千坊据平湖市新埭镇老人王振新提供，他以前听本镇耆老周茂琦讲，说因果的平历是起源于明朝万历年间，松江董其昌未入仕途前，曾在平湖城西门冯大参家坐馆当过塾师，交有不少文友，其中，与新埭泖口陆兆芳最称莫逆。董其昌六十寿诞，陆兆芳务了厚礼差遣使女绿英押送到松江。董老而好色，见绿英颇有姿色，用暴力玷污后，复藏娇于白龙潭“护珠阁”。绿英乘隙逃回泖口，董贼唆使其子祖权带领家奴一百多人，夜袭泖口陆家庄，捣毁陆家门庭，劫走绿英，并掳掠财物，当即引起共忿，致有曲本《黑白传》流传于市，因陆秀才肤色较黑，董其昌别号思白，故有“白公子夜袭陆家庄，黑秀才怒斥龙门里”的书目，借此影射，绘声绘色地斥责董贼父子仗势欺人的前因后果。董闻讯后顿然恼羞成怒，要官府严究，奈曲本编者可指，便派奴仆到街坊密查。秉性刚产，仗义执言的范昶得知后，并未屈服，他不愿累及别人，心想，你们官官相护，胡作非为，难道貌岸然在阴曹地府也能任你横行？拼着一死，也决不让你逍遥法外。于是，范昶便到松江城隍庙告阴状，因他平素不善管弦，向庙祝借得一史钹子，边敲击边控诉。众香客听后无不义愤填膺，都说天理难容，来日必遭因果报应。董贼心腹骤至，把范昶逼得愤郁致死。83岁的范母冯氏听到儿子惨死的噩耗后，由范妻龚氏陪同赶到松江龙门里董府讨回公道，董子祖权非但不认姨母（祖权之母与范妻本是同胞姐妹），竟命家奴扯破衣裤当众羞辱，致范母当场暴亡，范妻亦含冤自缢，自此民愤益甚，诉诸公庭，庇护偏袒，案悬不断。众见无济于事，三县（平湖、松江、奉贤）百姓三万余人相率到龙门里，共称报仇。董宦见万民汹汹，知中不济，纠集家奴和打手200多人守卫宅第，有上门论理者，用粪尿从屋上泼出，并飞掷瓦片，致人情愈忿，一举将龙门里和白龙潭的董宦宅第和别墅共200余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尽付一炬，凡衙宇寺院、楼堂馆所董其昌所题匾额，毁击殆尽。事后，官府责成地方缉捕“说因果“的元凶，奈所到之处都有人在敲钹子，说因果，弄不清谁是主犯，而且听了《黑白传》后还十分同情，只得不了了之。

从此，“说因果“就成为平湖、松江一带的地方曲艺而在民间流传下来。敲钹子说因果便成为一部分民间艺人的谋生手段。

清朝时期

上海花千坊到了清道光二十四年，杭嘉湖道杭州知府朱煌（原平湖县知县）对小说、戏曲、民歌实行高压政策，严禁著作、刻印、市卖、演 唱，违犯者轻者则充军，重者杀头，企图永远禁绝。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饬令上海道立碑永禁戏曲、民歌演唱，对开设戏院、书场自应一律示禁区。曾经盛及一时的花鼓戏、说因果，在各地都遭到官府和乡吏的歧视和扼杀，逼得艺人走投无路，濒临绝境。从业人员迫于一计，从此转入乡村，到农家小茶馆和立白地演出，民间戏曲无法得到发展，艺人文化素质日趋低下，致使艺术水平日渐有退无进。至辛亥革命时，保留的长篇曲本仅存《天宝图》《三侠五义》《四香缘》等40余个，开篇《彭阿培拔翎手》《吕太爷上匾》《东乡十景》等10余篇。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说因果艺人没有固定的书场，都是以单个流散在平湖和松江等地乡村，在小茶馆或立白地演唱，靠听众随意施舍来糊口。也有少数艺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唱“社书“，由各村坊社主包场，作祀神后的馀兴娱乐，酬金稍丰，故艺人们的生活十分清苦。

建国后

上海花千坊建国后，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和重视，由平湖县人民文化馆将流散的艺人组织起来，先后于1950年8月和次年春举办二次艺人讲习班 ，有42人参加，将“说因果”改名为“农民书”，艺人进入城郊和乡镇茶馆，有了固定演出场所。10月，成立“平湖县农民书改进协会”，会员36人。1953年3月成立“平湖县农民书艺人联合会”1956年11月，进行艺人登记，发“演出证”，改名“钹子书”，并成立“平湖县曲艺协会”，会员51人，实行集体管理，分散演出，交纳会费，收入归己。1958年10月组建“平湖县曲艺团”，团员15人，实行“集体经营，分散演出”，收入交公，领取月薪，其余转为半职业艺人或转业务农。

传承

上海花千坊在漫长的岁月中，聪明智慧的民间说因果艺人创作出了一百四十余个平湖钹子书曲目，其中长篇书目有近一百个，每部书可说唱数月，给浙北及上海松江等十来个县（市、区）的人民群众带来欢乐，曾是这一地区最主要、最受欢迎的文化娱乐活动形式。钹子书曲目中褒忠贬奸、弘扬民族正气、与人为善的主流内涵，一直是流行地区人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教材。直至“文革”前的1964年，仅平湖一地茶室书场的钹子书听众，有票房记载的一年就有76万人次。

形式

演出的曲艺形式有单片和锣鼓两种：

单片

单片，即钹子书，演出形式简便：一只钹子，一根竹签，一把折扇，一块静木，无其它伴奏乐器。演出都为单档，1962年后始有女徒登台。1958年12月，港中公社文工团将钹子 书曲调进行改革，分男女、快慢等板式，以体现剧中人物性格；配上鼓板、二胡、月琴、琵琶、三弦、笛子等乐器，由一人发展为多角同台演出。自编《第二次上战场》，参加县业余文艺会演，获得一致赞扬。1960年1月，钹子小戏《母女争先》参加嘉兴专区戏剧会演，被评为“优秀节目”，并参加专区春节慰问团到各县巡回演出，先后尚有城北、新埭、新仓、全塘等10个公社文工团试演钹子戏。1961年，港中文工团被迫解散，“戏改”就此中断。这次尝试为以后的曲调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锣鼓

锣鼓，演唱者左手执小铴锣，右手在胸前挟一小扁鼓，边敲边唱，也称“铴铴书”。据初探，起源于商周时期的“封土立社，以祈福报功”的“社日祭神”，主持这一祭礼的是“太保”（官名，古代三公之一，位次太傅）。平湖和松江地区每年春秋两季都有按时结社，举行祭神仪式，相传，这是古代历史的沿袭，故又称“太保书”。艺人也叫“太保先生”。

影响

钹子书在后世的发展中分为两个流派，主流的便是平湖钹子书、另外上海西部地区亦有流传。钹子书在上海是青浦农村流传较广的一种传统民间曲艺，清末即已形成。钹子书有东乡调和西乡调之分，青浦流行的是西乡调。演唱者以竹筷自击钹子掌握节拍，曲调简单，具有吟诵风格，句末略有拖音。演出有说有唱，唱词基本上为七字句，通俗易懂，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传统曲目有《岳传》、《万花楼》、《天宝图》、《地宝图》等。民间有“听了天宝图，忘记肚皮饿”的谚语。

本县钹子书艺人以练塘地区居多，著名艺人汤永明，解放前在青浦同乐书场演唱《岳飞枪挑小梁王》，曾连演数月。解放后，钹子书是青浦县曲艺队的主要曲种。除演出传统曲目外，也编演一些新的曲目，如《林海雪原》等。1960年，县文工团曾尝试钹子书的改革，编演过《好外婆》等短篇，除自击钹子外，还增加了二胡、月琴等乐器伴奏。在群众文艺活动中，也常有钹子书演出，并有钹子书群唱、表演唱等形式出现。